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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理性・求進步
故宮文物赴日展覽引發的正名風波，對政府官員的最大教訓是：涉外事務凡與國家主權有關，政府則應力爭力辯，而且要爭得寸步不讓，辯得理直氣壯。
有人或許認為，「玫瑰即使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政府何必斤斤計較「國立故宮」被改名為「台北故宮」？為了兩字之差而損及台日關係，值得嗎？況且，爭到「國立」又如何？日本眼中的「中國」，仍是彼國而非此國，何必自我感覺良好？
這種看法未必有錯。但台日雙方所簽展覽合約，...
憲法時刻之所以浮現，是因為「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警覺：現行代議民主已嚴重失靈。但何以失靈？許多人歸因於國會代表性不足，他們也據此開出憲法改變的藥方，包括：改變現行立委選制，把並立制改為聯立制，增加小黨當選空間，讓票票等值，並且適度增加立委名額。
野蠻、霸佔、杯葛、戲碼，該停止了，當學運催生出「憲法時刻」之際，朝野立委與政黨領袖總該付諸行動，力挽國會文化於既頹。（資料照，余志偉攝）
一場學生運動，...
太陽花學運是一場改寫歷史的運動，改寫了學運史，也改寫了社運史，更開創了以占領憲政機關為手段的新社運模式。
但既是模式，就可能出現模式效應。太陽花才撤出立院議場不到一天，就爆發上千民眾包圍台北市中正一分局事件，即是太陽花效應的立即發酵；可以預料，往後任何一場社運，都有可能受到此一模式影響。
也就是說，如果以後再出現類似大埔徵地、美麗灣開發、國光石化興建與恐龍法官判決等事件，...
極權國家領導人過世後，人民通常被迫要世世代代紀念他；但民主國家領導人過世五十年後，人民仍然熱中主動紀念他，全世界大概唯甘迺迪一人。
五十年來，回憶或研究甘迺迪的書有四萬多本；有關他的電影、電視與紀錄片也不計其數，他是學術研究與大眾文化永遠不褪流行的主題。在政治上，「甘迺迪」更是一個代名詞或形容詞，柯林頓、卡麥隆以及歐巴馬等年輕魅力型政治領袖，都被人比喻為甘迺迪。當然，他創造的「卡美樂神話」，更像亞瑟王與圓桌武士的傳奇一樣，...
總統與科員有何不同？科員謹小慎微，也拘泥於細節；但總統卻必須大開大闔，絕不能瑣瑣於國政。但馬總統對國是會議的處理，卻顯然拘泥瑣細如同科員。
馬總統的拘泥之一是拘泥於體制。他不但質疑「有現成國會，還要到體制外開國是會議，體制還要不要尊重？如果要的話，要如何分工？」同時也認為一九九○年之所以要召開國是會議，是因為當時國會未全面改選，正當性不夠，而且其目的是為了修憲。
但誰說有體制內國會，就不應召開體制外國是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