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人生平
余紀忠先生生於民國肇建之初,親歷列強侵陵、國脈如縷,而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的年代,四歲失怙,由母親扶養成人,中學時代就有很強烈的民族思想。民國十七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就讀後,開始接觸三民主義,深受國父孫中山先生博大精深的理論與崇高理想的啟發與感動。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松滬事變爆發,先生激起義憤,隨軍赴吳淞抗日,戰事後返回故鄉常州。深感知識救國之重要,民國二十三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求學。國民政府宣布對日抗戰,先生立即間關返國,投身軍旅共赴國難,為國家奉獻。
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二日在台灣創辦「徵信新聞」,民國五十七年九月一日正式改名為「中國時報」。余先生秉持「自由、民主、愛國家、開明、理性、求進步」信念,在「政治民主」上的倡議從不顧忌退卻,在「民族認同」的堅持上從未猶豫不決,希望國家在穩定中求進步,每每在關鍵歷史變局中挺身力主「穩定大局」。
面對台灣三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包括創刊之初,也正是政府遷台之際,國家需要穩定的重心,因而中國時報在言論立論上強調維護國家安定鞏固領導中心以抗拒面臨之危局。惟儘管那是一個生存重於一切的年代,余先生從不忘挺身力爭新聞自由,留下足徵的歷史紀錄。
當台灣局勢進入轉危為安的第二階段,時報乃轉而致力民主政治的催生。最具體的事例包括在那個軍情勢力高張的年代,著名政論家陶百川先生因為倡議言論自由保障遭到圍剿打壓,中國時報即在新聞封鎖壓力下斷然將此訊息予以披露,並發表社論聲援。也包括於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黨外人士宣告成立民主進步黨時,余先生考慮此一事件關係台灣民主前途至鉅,乃不顧重重壓力獨家予以報導。更包括於同年底藉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到訪之機,強調台灣唯有提高民主憲政之實施,始足以確保生存之根本,從而促成蔣經國總統隨後宣佈解嚴、開放黨禁、報禁與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等政策。
在民國七十七年蔣經國總統病逝後,台灣第三個階段的轉折,政局陷於不安之際,余先生力主鞏固領導中心,團結族群,共維大局,率先主張落實直接民權,應採行總統直接民選,以加強總統民意支持之基礎。惟針對修憲改革,則強調「修憲不能破壞制衡,修憲不能造就強人,修憲不能助長金權政治,修憲不能犧牲民主換取政黨利益。」同時,針對恢復交流的兩岸關係,余先生始終未能忘懷中國尚未統一,擔憂兩岸問題未獲和平解決,甚至重啟戰端,明確指出此一問題直接關係著中華民族的興衰起落,關係著東亞的戰爭與和平,更關係著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命運福祉,因此有賴領導人以高瞻遠矚的視野、大決大斷承擔責任,開創和平雙贏的新局。
余先生篤信知識力量,於1988年6月1日「迎接挑戰開創新局」研討會中致詞,「就我們的社會而言,最大的矛盾就是民主與法治不能獲致適當的平衡,不能融入每一個人生活的理念之中,在過份追求民主的過程中,人們的價值判斷、思維方式,追求的方向,往往產生重民主而輕法治的傾向。今後如何來扭轉這種偏失,使我們的國民能與民主先進國家一樣,視民主與法治如一鳥之兩翼,能獲得平衡的發展。」「60年代以後,我國的學者不論海內外,在中國問題研究上,已逐漸駕凌西方或日本學者之上,卓然能成一家之言者為數不少,儼然蔚為主流。因此,我們應該有信心,將中國研究的重心轉移到台北,成為名實相符的臺北學派,要用中國人的觀點看中國問題,看世界問題,不能讓東京學派、維也納學派或美國的中國通來引導我們的思想,影響我們的政策。我們應該有信心建立這樣的學術權威,讓世界上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都能重視我們的研究成果與我們研究的理念。」
在1999年12月18日「邁向公與義的社會對廿一世紀台灣永續經營的主張」研討會,他鼓勵大家「為了國家的前途,為了確保民主憲政的體制,為了改造整體社會,知識份子的清議,擔負最重要的責任,也是今日在推進民主政治制衡上,一個影響最大的力量。」
余先生的一生,正是一個時代、一個世代的縮影,前半生投筆從戎,共赴國難,後半生獻身報業經營,為新聞史留下不朽的經典與功業,對台灣當代民主自由的實踐,留下重要遺產與貢獻,作為歷史的人物,在當代的史冊上,余先生已留下他的身影與位置。
余紀忠先生生於民國肇建之初,親歷列強侵陵、國脈如縷,而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的年代,四歲失怙,由母親扶養成人,中學時代就有很強烈的民族思想。民國十七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就讀後,開始接觸三民主義,深受國父孫中山先生博大精深的理論與崇高理想的啟發與感動。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松滬事變爆發,先生激起義憤,隨軍赴吳淞抗日,戰事後返回故鄉常州。深感知識救國之重要,民國二十三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求學。國民政府宣布對日抗戰,先生立即間關返國,投身軍旅共赴國難,為國家奉獻。
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二日在台灣創辦「徵信新聞」,民國五十七年九月一日正式改名為「中國時報」。余先生秉持「自由、民主、愛國家、開明、理性、求進步」信念,在「政治民主」上的倡議從不顧忌退卻,在「民族認同」的堅持上從未猶豫不決,希望國家在穩定中求進步,每每在關鍵歷史變局中挺身力主「穩定大局」。
面對台灣三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包括創刊之初,也正是政府遷台之際,國家需要穩定的重心,因而中國時報在言論立論上強調維護國家安定鞏固領導中心以抗拒面臨之危局。惟儘管那是一個生存重於一切的年代,余先生從不忘挺身力爭新聞自由,留下足徵的歷史紀錄。
當台灣局勢進入轉危為安的第二階段,時報乃轉而致力民主政治的催生。最具體的事例包括在那個軍情勢力高張的年代,著名政論家陶百川先生因為倡議言論自由保障遭到圍剿打壓,中國時報即在新聞封鎖壓力下斷然將此訊息予以披露,並發表社論聲援。也包括於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黨外人士宣告成立民主進步黨時,余先生考慮此一事件關係台灣民主前途至鉅,乃不顧重重壓力獨家予以報導。更包括於同年底藉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到訪之機,強調台灣唯有提高民主憲政之實施,始足以確保生存之根本,從而促成蔣經國總統隨後宣佈解嚴、開放黨禁、報禁與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等政策。
在民國七十七年蔣經國總統病逝後,台灣第三個階段的轉折,政局陷於不安之際,余先生力主鞏固領導中心,團結族群,共維大局,率先主張落實直接民權,應採行總統直接民選,以加強總統民意支持之基礎。惟針對修憲改革,則強調「修憲不能破壞制衡,修憲不能造就強人,修憲不能助長金權政治,修憲不能犧牲民主換取政黨利益。」同時,針對恢復交流的兩岸關係,余先生始終未能忘懷中國尚未統一,擔憂兩岸問題未獲和平解決,甚至重啟戰端,明確指出此一問題直接關係著中華民族的興衰起落,關係著東亞的戰爭與和平,更關係著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命運福祉,因此有賴領導人以高瞻遠矚的視野、大決大斷承擔責任,開創和平雙贏的新局。
余先生篤信知識力量,於1988年6月1日「迎接挑戰開創新局」研討會中致詞,「就我們的社會而言,最大的矛盾就是民主與法治不能獲致適當的平衡,不能融入每一個人生活的理念之中,在過份追求民主的過程中,人們的價值判斷、思維方式,追求的方向,往往產生重民主而輕法治的傾向。今後如何來扭轉這種偏失,使我們的國民能與民主先進國家一樣,視民主與法治如一鳥之兩翼,能獲得平衡的發展。」「60年代以後,我國的學者不論海內外,在中國問題研究上,已逐漸駕凌西方或日本學者之上,卓然能成一家之言者為數不少,儼然蔚為主流。因此,我們應該有信心,將中國研究的重心轉移到台北,成為名實相符的臺北學派,要用中國人的觀點看中國問題,看世界問題,不能讓東京學派、維也納學派或美國的中國通來引導我們的思想,影響我們的政策。我們應該有信心建立這樣的學術權威,讓世界上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都能重視我們的研究成果與我們研究的理念。」
在1999年12月18日「邁向公與義的社會對廿一世紀台灣永續經營的主張」研討會,他鼓勵大家「為了國家的前途,為了確保民主憲政的體制,為了改造整體社會,知識份子的清議,擔負最重要的責任,也是今日在推進民主政治制衡上,一個影響最大的力量。」
余先生的一生,正是一個時代、一個世代的縮影,前半生投筆從戎,共赴國難,後半生獻身報業經營,為新聞史留下不朽的經典與功業,對台灣當代民主自由的實踐,留下重要遺產與貢獻,作為歷史的人物,在當代的史冊上,余先生已留下他的身影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