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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理性・求進步
唐代大儒韓愈在《師道》中曾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作為余紀忠種籽營的導師，能夠在八天的種籽營中，和各位學員共同以國家面臨的嚴峻困境作為相互學習的介面，在這樣的詮釋下，我認為『傳道』是闡述社會的核心價值；『授業』是剖析政策的理念思維；而『解惑』則是尋求方法的具體策略。
針對國內稅制改革，應以社會各界關注的資本利得課稅為優先，進而推動稅制結構調整與重建，維持稅收穩定、增進公平正義。就實際執行規畫，應藉由能源稅的建置、所得稅的改革，及遺贈稅的整合，追求社會公平、經濟效率與財政永續的動態均衡。
在政府財政拮据下，法規鬆綁來加速醫療觀光、教育服務的 產業化，可以為困頓的經濟注入嶄新活力。不過，相關部會仍著重在 規範、管制的思考，並在利益團體壓力下，產業發展進展有限。未來 除加強部會產業化績效指標（KPI）的訂定，也應提出如不積極產業 化將面臨學校倒閉、學生薪水停滯，以及全民健保破產、醫生出走等 產業崩壞的論述來爭取民意，並加速改革。
陳添枝教授指出，服務業出口不僅需要在理念上突破，也需要政策的配套。我們目前還在理念爭辯的階段，必須先走過這一關，才可能在政策上耳目一新；正所謂「革命先革心」，觀念不改，政出無門。
台灣的每人GNP在一九九○年時是八千三百三十九美元（以當年物價計算），二○○○年時是一萬四千九百○六美元，二○一○年時是一萬九千一百五十五美元。如果扣除匯率變動的因素，則在一九九○年至二○○○年間，台灣的每人GNP增加超過一倍；在二○○○年至二○一○年間，則成長僅二○％。如果我們說台灣在二○○○年以後的經濟成長遭遇了瓶頸，應該是沒有爭議的。
面對民國101年的中央組織改造，我個人頗為憂心。以前省政府時代，我在水利處服務，曾負責推動整合各水庫、管理局、建設科，都無法確定各單位之間有共同的語言，因此像水利署和水保局，這兩個都是水的單位，但權力、規範都不同，有賴未來環資部部長整合。
我多次提出建立夥伴政府的概念，因為台灣不大，並不需要五大流域管理局，況且局長十一職等誰也管不了，應強調協調的概念。這種partnership只要搭配得當可行性甚高。以現有行政院組織，...
高等行政法院裁定中科三、四期暫停開發，掀起軒然大波。它的確是個荒唐的現象：主管機關說環評通過了，行政法院說它沒過，到底誰說了算？這種事只有在第三世界才會發生，竟然出現在台灣。
兩岸在服務業若能合作，將徹底改變台灣服務業在小國寡民下的發展思維，有利於創新和知識的累積，使台灣的服務業走上一個新的高峰，使目前低生產力、不事研發、無力出口的台灣服務業改頭換面。這是中國在經濟轉軌的關口，台灣最應該掌握的契機，也是兩岸產業合作分工最有潛力、最容易切入的出發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