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產業分工新思維

中國自1979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兩岸之間的產業即呈垂直分工關係。台灣出口上游的零組件、材料到中國大陸進行加工,加工後再出口到歐美等先進國家的市場。中國對外的出口愈多,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也愈多;中國對歐美有巨大的貿易順差,台灣對中國也有巨大的貿易順差。當2008~2009年的次級債風暴發生時,中國對外出口急速衰退,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也跟著衰退,而且愈處在上游的產品衰退的幅度愈大。兩岸產業的垂直分工形成對外貿易的依存關係,使台灣得以在國內工資大幅上漲後,維繫其在全球加工出口產業的生命,而且利用中國的生產基地,把國際市場的占有率衝上史無前例的高點。例如台灣的筆記型電腦,全球的市占率在九成以上,但大部分的生產組裝都在中國東部沿海進行。兩岸產業的合作,充分發揮台灣管理製造生產的優勢和中國龐大的勞動力,使中國的「全球工廠」地位得以確立。

但這種兩岸分工的關係,現在面臨非調整不可的處境。中國政府已經明確宣示將揚棄「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改採「內需拉動」的發展策略。這個轉變原本不意外,中國的每人所得在2009年時約為3,700美元,如果不考慮物價的變動,這個水準已經超過台灣在1985年的每人所得(3,290美元),接近台灣1986年的水準(4,007美元)。台灣的加工產業在1985~1986年之交就走到了歷史的分水嶺,失去了「勞力密集」國家的優勢,製造業開始外移。中國的人口雖遠大於台灣,而且工作人口的比率正在歷史的高峰,然而因為一胎化的關係(現在32歲以下的勞動力都是一胎化下的子女),年輕勞動力的成長速度已經趨緩,加上嬌生慣養的生長環境,願意踏入工廠或從事3K產業的年輕勞動力可以合理推測正在快速減少中。在這樣的勞動供給條件下,即使政府不改弦易轍,中國加工出口產業勢必也已走過了黃金時期,往後都是下坡路。最近中國沿海城市缺工的現象正是勞力市場質變的表徵。農民工會繼續存在,但他們正逐漸衰老;台灣製造業所需的年輕勞動力則逐漸變成稀有財。

經濟既已走到不能不變的關卡,中國也有良好的條件把經濟轉轍到「內需拉動」的軌道上。中國2009年的GDP已經達4.91兆美元,與日本的GDP僅咫尺之隔;今年可望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由於所得分配的不均,估計全中國已有3億的人口其年均所得已超過1萬美元,擁有購買任何現代化產品的能力和意願。這個龐大的消費新力量,足以撐起一個和美、日相抗衡的消費市場,因此內需拉抬經濟成長的基本條件已經成熟,這可由去(2009)年中國的汽車消費量一舉跨越1,000萬輛的大關得到驗證。其實中國政府在亞洲金融風暴(1998~1999年)發生時即嘗試「擴大內需」,但因為個人所得尚低,成效有限,只在房地產領域有些具體成果,並未使經濟結構真正轉型。目前的時點,因個人所得已高,因此不可同日而語,轉軌成功的機率已經大為提高。

台商在中國的經營向來以加工出口為主軸,徹底體現「兩頭在外」的營運模式,原料來自境外,產品也出口到境外。大部分台商蟄居在中國的各種經濟特區中,如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出口加工區等,自成一個體系,和區外的廠商幾乎老死不相往來。這個生產體系和國際緊密接軌,但和國內產業完全不接軌;真正是「一國兩制」。未來這個加工生產體系若要轉型進入國內市場,將和中國本土的大型企業,尤其是國營企業系統,產生巨大的矛盾,而台商要跨過國企這個路障,成功機率渺茫。

不過這些年來也有一些經營內銷市場有成的台商,它們著力在消費性的商品,尤其是在食、衣、生活必需品這些領域,也有專注於通路經營的。中國的國營企業比較注重「厚重長大」的產品,尤其是那些具有「重工業」意涵的產業,這些產業比較容易得到政策的支持;相對的,中國政府對消費性商品較不重視,國企也著力不深,留給台商和私人企業發展的空間。「內需導向」的發展模式顯然必須以消費品為核心展開,因此台商仍大有可為。這個領域的台商大多數被定位為「傳統產業」,這些年來在台灣的發展面臨困境,台灣政府也缺乏對他們政策的照拂,或許現在是轉運的時候了。

台商向來擅於生產,不擅於行銷,因此拓展中國的內銷市場,雖有機會,但難度頗高。台商本來不擁有國際品牌,因此也無法像國際品牌廠利用品牌的外溢效果取得競爭的優勢。台商若欲在中國行銷,首需建立品牌,其立足點與中國本土廠商相同,因此沒有先天優勢。目前少數成功的案例,如康師傅、旺旺等,乃是早期引進台灣的成熟商品,因為領先市場、創造風潮而獲得成功。如果現在這個時點才想要建立品牌來經營中國市場,恐怕為時已晚。因此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於在台灣已擁有本土品牌、但尚未走出國門的企業。

本土品牌尚未走出國門,大部分是因為品牌的資產價值不高,難以承擔跨國經營的風險;而品牌價值不高,可能侷限於本國市場(home market)的狹小,也可能是產品普及性不足(例如泡麵很難賣到歐美市場)。中國內部市場的興起,無疑提供台灣本土品牌前所未有的機會。中國的市場夠大,足以支撐一個品牌所需的經濟規模。更重要的是,因為文化的接近性,中國消費者的偏好和台灣品牌定位相容的可能性極高,因此提高了成功的機會。康師傅和旺旺的成功,無疑都是因為它們正確把握了中國消費者的口味。由食品業成功的案例,可以推論在飲料、服飾、鞋、清潔化妝(personal care)等領域也適用相同的邏輯。也就是具有台灣特色的品牌有機會在中國找到新的消費群,無須像高科技產品一樣經歷一個「去台灣化」的過程,塑造了全球品牌的形象,才有機會「反攻大陸」。在食品、飲料、服飾、清潔化妝等領域,「區域品牌」十分蓬勃,而亞洲地區的區域品牌過去是以日本為主力,中國市場的興起將提供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

不過,在兩岸產業合作中,潛力最高的應在服務業的領域。中國官方估計其服務業占GDP的比率只有40%左右,雖然數字恐有低估,但中國服務業發展落後是不爭的事實。中國政府若欲刺激消費,提高消費在GDP的比率,鼓勵服務的消費最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中國雖然在加入WTO以後大幅開放服務業市場,多國籍公司也蜂擁進入中國市場,但迄今為止,看不出中國的服務業市場有本質上的改變。多國籍公司既未取得很高的市占率,也未帶給中國服務業革命性的變化,即便像McDonald’s或Starbucks這些在西方十分平民化的服務,在中國也僅能滲透到都市的少數客層,未能成為庶民文化的一部分。

服務和商品最大的不同是它有明顯的文化內涵。商品全球化的速度快、滲透力很強,其需求主要受經濟因素的影響,甚少文化的障礙;山寨商品在中國的流行即顯示經濟因素的重要和文化因素的不存在。相反的,服務業的創新和普及都受到文化因素的左右,文化是服務業滲透最大的障礙,因此台灣的服務業在中國有足以和西方多國籍企業競爭的本錢。兩岸在服務業的合作具有很大的想像空間和龐大的潛在利益,可以由創新、實驗到推廣,一條鞭的進行合作。

台灣本來擁有多元文化的浸透背景,加上民主社會的開放風格,有利於創新活動的進行。晚近服務業的創新常以資訊科技(IT)的技術為平台或輔助;台灣又擁有強大的IT能力,有利於服務的創新。台灣缺乏的是市場的推力,因此即使創新也僅止於單點突破、孤芳自賞,甚少有複製、推廣的野心。服務業的創新可大分為產品創新、生產方法創新、服務模式創新三種,台灣服務業的創新以前兩者居多,第三種甚為少見,這和市場狹小有關。創新的服務若無法複製推廣,其價值有限;而新興的中國市場提供了最佳的機會。台灣的服務業應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積極從事服務模式的創新。

在各種服務業中,特別值得提起的是在公私領域交錯的服務業,如醫療健保、老人照護、教育、通訊、影視等領域,兩岸均有合作的空間。以醫療健保為例,台灣有全球公認最好的健保制度、優越的醫療技術,這個服務模式如果可以在醫生不移動的前提下輸出到中國大陸,不僅對中國民眾的福祉有益,而且可以創造龐大的商機。

兩岸在服務業若能合作,將徹底改變台灣服務業在小國寡民下的發展思維,有利於創新和知識的累積,使台灣的服務業走上一個新的高峰,使目前低生產力、不事研發、無力出口的台灣服務業改頭換面。這是中國在經濟轉軌的關口,台灣最應該掌握的契機,也是兩岸產業合作分工最有潛力、最容易切入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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