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產業分工新思維
中國自1979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兩岸之間的產業即呈垂直分工關係。台灣出口上游的零組件、材料到中國大陸進行加工，加工後再出口到歐美等先進國家的市場。中國對外的出口愈多，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也愈多；中國對歐美有巨大的貿易順差，台灣對中國也有巨大的貿易順差。當2008～2009年的次級債風暴發生時，中國對外出口急速衰退，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也跟著衰退，而且愈處在上游的產品衰退的幅度愈大。兩岸產業的垂直分工形成對外貿易的依存關係，使台灣得以在國內工資大幅上漲後，維繫其在全球加工出口產業的生命，而且利用中國的生產基地，把國際市場的占有率衝上史無前例的高點。例如台灣的筆記型電腦，全球的市占率在九成以上，但大部分的生產組裝都在中國東部沿海進行。兩岸產業的合作，充分發揮台灣管理製造生產的優勢和中國龐大的勞動力，使中國的「全球工廠」地位得以確立。
但這種兩岸分工的關係，現在面臨非調整不可的處境。中國政府已經明確宣示將揚棄「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改採「內需拉動」的發展策略。這個轉變原本不意外，中國的每人所得在2009年時約為3,700美元，如果不考慮物價的變動，這個水準已經超過台灣在1985年的每人所得（3,290美元），接近台灣1986年的水準（4,007美元）。台灣的加工產業在1985～1986年之交就走到了歷史的分水嶺，失去了「勞力密集」國家的優勢，製造業開始外移。中國的人口雖遠大於台灣，而且工作人口的比率正在歷史的高峰，然而因為一胎化的關係（現在32歲以下的勞動力都是一胎化下的子女），年輕勞動力的成長速度已經趨緩，加上嬌生慣養的生長環境，願意踏入工廠或從事3K產業的年輕勞動力可以合理推測正在快速減少中。在這樣的勞動供給條件下，即使政府不改弦易轍，中國加工出口產業勢必也已走過了黃金時期，往後都是下坡路。最近中國沿海城市缺工的現象正是勞力市場質變的表徵。農民工會繼續存在，但他們正逐漸衰老；台灣製造業所需的年輕勞動力則逐漸變成稀有財。
經濟既已走到不能不變的關卡，中國也有良好的條件把經濟轉轍到「內需拉動」的軌道上。中國2009年的GDP已經達4.91兆美元，與日本的GDP僅咫尺之隔；今年可望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由於所得分配的不均，估計全中國已有3億的人口其年均所得已超過1萬美元，擁有購買任何現代化產品的能力和意願。這個龐大的消費新力量，足以撐起一個和美、日相抗衡的消費市場，因此內需拉抬經濟成長的基本條件已經成熟，這可由去（2009）年中國的汽車消費量一舉跨越1,000萬輛的大關得到驗證。其實中國政府在亞洲金融風暴（1998～1999年）發生時即嘗試「擴大內需」，但因為個人所得尚低，成效有限，只在房地產領域有些具體成果，並未使經濟結構真正轉型。目前的時點，因個人所得已高，因此不可同日而語，轉軌成功的機率已經大為提高。
台商在中國的經營向來以加工出口為主軸，徹底體現「兩頭在外」的營運模式，原料來自境外，產品也出口到境外。大部分台商蟄居在中國的各種經濟特區中，如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出口加工區等，自成一個體系，和區外的廠商幾乎老死不相往來。這個生產體系和國際緊密接軌，但和國內產業完全不接軌；真正是「一國兩制」。未來這個加工生產體系若要轉型進入國內市場，將和中國本土的大型企業，尤其是國營企業系統，產生巨大的矛盾，而台商要跨過國企這個路障，成功機率渺茫。
不過這些年來也有一些經營內銷市場有成的台商，它們著力在消費性的商品，尤其是在食、衣、生活必需品這些領域，也有專注於通路經營的。中國的國營企業比較注重「厚重長大」的產品，尤其是那些具有「重工業」意涵的產業，這些產業比較容易得到政策的支持；相對的，中國政府對消費性商品較不重視，國企也著力不深，留給台商和私人企業發展的空間。「內需導向」的發展模式顯然必須以消費品為核心展開，因此台商仍大有可為。這個領域的台商大多數被定位為「傳統產業」，這些年來在台灣的發展面臨困境，台灣政府也缺乏對他們政策的照拂，或許現在是轉運的時候了。
台商向來擅於生產，不擅於行銷，因此拓展中國的內銷市場，雖有機會，但難度頗高。台商本來不擁有國際品牌，因此也無法像國際品牌廠利用品牌的外溢效果取得競爭的優勢。台商若欲在中國行銷，首需建立品牌，其立足點與中國本土廠商相同，因此沒有先天優勢。目前少數成功的案例，如康師傅、旺旺等，乃是早期引進台灣的成熟商品，因為領先市場、創造風潮而獲得成功。如果現在這個時點才想要建立品牌來經營中國市場，恐怕為時已晚。因此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於在台灣已擁有本土品牌、但尚未走出國門的企業。
本土品牌尚未走出國門，大部分是因為品牌的資產價值不高，難以承擔跨國經營的風險；而品牌價值不高，可能侷限於本國市場（home market）的狹小，也可能是產品普及性不足（例如泡麵很難賣到歐美市場）。中國內部市場的興起，無疑提供台灣本土品牌前所未有的機會。中國的市場夠大，足以支撐一個品牌所需的經濟規模。更重要的是，因為文化的接近性，中國消費者的偏好和台灣品牌定位相容的可能性極高，因此提高了成功的機會。康師傅和旺旺的成功，無疑都是因為它們正確把握了中國消費者的口味。由食品業成功的案例，可以推論在飲料、服飾、鞋、清潔化妝（personal care）等領域也適用相同的邏輯。也就是具有台灣特色的品牌有機會在中國找到新的消費群，無須像高科技產品一樣經歷一個「去台灣化」的過程，塑造了全球品牌的形象，才有機會「反攻大陸」。在食品、飲料、服飾、清潔化妝等領域，「區域品牌」十分蓬勃，而亞洲地區的區域品牌過去是以日本為主力，中國市場的興起將提供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
不過，在兩岸產業合作中，潛力最高的應在服務業的領域。中國官方估計其服務業占GDP的比率只有40%左右，雖然數字恐有低估，但中國服務業發展落後是不爭的事實。中國政府若欲刺激消費，提高消費在GDP的比率，鼓勵服務的消費最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中國雖然在加入WTO以後大幅開放服務業市場，多國籍公司也蜂擁進入中國市場，但迄今為止，看不出中國的服務業市場有本質上的改變。多國籍公司既未取得很高的市占率，也未帶給中國服務業革命性的變化，即便像McDonald’s或Starbucks這些在西方十分平民化的服務，在中國也僅能滲透到都市的少數客層，未能成為庶民文化的一部分。
服務和商品最大的不同是它有明顯的文化內涵。商品全球化的速度快、滲透力很強，其需求主要受經濟因素的影響，甚少文化的障礙；山寨商品在中國的流行即顯示經濟因素的重要和文化因素的不存在。相反的，服務業的創新和普及都受到文化因素的左右，文化是服務業滲透最大的障礙，因此台灣的服務業在中國有足以和西方多國籍企業競爭的本錢。兩岸在服務業的合作具有很大的想像空間和龐大的潛在利益，可以由創新、實驗到推廣，一條鞭的進行合作。
台灣本來擁有多元文化的浸透背景，加上民主社會的開放風格，有利於創新活動的進行。晚近服務業的創新常以資訊科技（IT）的技術為平台或輔助；台灣又擁有強大的IT能力，有利於服務的創新。台灣缺乏的是市場的推力，因此即使創新也僅止於單點突破、孤芳自賞，甚少有複製、推廣的野心。服務業的創新可大分為產品創新、生產方法創新、服務模式創新三種，台灣服務業的創新以前兩者居多，第三種甚為少見，這和市場狹小有關。創新的服務若無法複製推廣，其價值有限；而新興的中國市場提供了最佳的機會。台灣的服務業應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積極從事服務模式的創新。
在各種服務業中，特別值得提起的是在公私領域交錯的服務業，如醫療健保、老人照護、教育、通訊、影視等領域，兩岸均有合作的空間。以醫療健保為例，台灣有全球公認最好的健保制度、優越的醫療技術，這個服務模式如果可以在醫生不移動的前提下輸出到中國大陸，不僅對中國民眾的福祉有益，而且可以創造龐大的商機。
兩岸在服務業若能合作，將徹底改變台灣服務業在小國寡民下的發展思維，有利於創新和知識的累積，使台灣的服務業走上一個新的高峰，使目前低生產力、不事研發、無力出口的台灣服務業改頭換面。這是中國在經濟轉軌的關口，台灣最應該掌握的契機，也是兩岸產業合作分工最有潛力、最容易切入的出發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