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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李歐梵院士,以「現代文學與音樂的兩個面貌」為題發表演說,黃鍔院士則以「氣候變遷:一個非天然的災害」為題分析,兩人不約而同提到集體焦慮。

李歐梵認為面對現實,要有「積極的焦慮」;黃鍔建議以永續發展來適應氣候變遷可能面臨的焦慮,壓軸的人文科技對話,國家文藝獎得主王文興則提倡「環保生態新倫理」價值觀,當然不同領域學者,針對事件各有不同解釋與看法,唯一共識就是對這個時代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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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人文關懷到史學研究

興趣緣起

受到父親的培養,王教授從小就對人文領域十分感興趣,但到高中甚或大學時仍只是比較廣泛地閱讀,之後才漸漸將歷史作為畢生職志。早期閱讀經驗中,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湯恩比的《歷史研究》(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最近我注意到台灣有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即知識分子文化似乎逐漸趨於沒落。

一般而言,「知識分子」一詞是從19世紀中期的俄國開始,而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大概是在19世紀末,尤其是在法國德雷佛上尉事件的爭論中逐步形成,但法國史學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認為早在西洋中古時代就已經有「知識分子」了。 [1] 這裡倒不是想針對這個爭論作任何討論,而是想說明「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與理想,在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輝煌年代之後,...

興趣緣起

  受到父親的培養,王教授從小就對人文領域十分感興趣,但到高中甚或大學時仍只是比較廣泛地閱讀,之後才漸漸將歷史作為畢生職志。早期閱讀經驗中,史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 、湯恩比的《歷史研究》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Edward Gibbon,...

人心思變,包括意圖(行為後的目的)與行動,並非祇關政治,而是涵蓋各類需要改革事項。台灣過去因政治目的而形成的幾個關卡,包括對既成事件(如228、白色恐怖)之經驗所產生之恐懼、戒嚴、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100條等項,卻擴延到對非政治領域的廣泛制約,對言論、結社、與國際聯繫上造成諸多限制。以解嚴(1987)前後為例,即可明顯看出民間人心思變表現方式的大幅變化。在台美斷交,美麗島雜誌銷售屢創新高後,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在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

最近幾年我常常需要針對台灣各大學中人文領域的發展提出建言,但是,我能說的話其實非常有限,往往說過一兩次就覺得語塞。我最常提到的幾點是,要給在大學裡的人,一、有懶散的空間,二、有取之不盡的圖書資源(不管是本身的收藏、館際互借或數位資料),三、要有好學者或大師,四、要有充分的交流、閱讀或討論的風氣,五、要有一種「勁」,或是內在動力。我過去一度認為《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似乎在說一種可以稱之為「心原力」,或ethos的東西,可以具體化為「勁」。...

1927年,蔡元培先生等人主持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其中的史语所在傅斯年先生的主持下,发掘安阳殷墟、整理大内档案、调查全国方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49年,史语所作为“中研院”的一个部门迁台,在台湾继续开展学术研究。近期,台湾出版了《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一书,系统地介绍中研院的发展历程。最近,中研院院士、史语所所长王汎森先生来沪参加学术活动,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请他谈了史语所赴台之后的发展情况。《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一书在...

赴台前,许倬云先生向我提起:“王汎森是余英时的学生,我们都喜欢他。现在已经不凡了,将来会成大器。”我和王汎森先生第一次见面,便由他邀与陈永发先生共进午餐,话题中心是余英时先生和许倬云先生。

那天,我们谈起2009年5月5日逝世的高信疆先生,不胜唏嘘。王汎森在十七、八岁时投稿给《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见报后,“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请他吃了一顿饭。多少年后,王汎森与高信疆成为挚友。高信疆当年可谓“纸上风云第一人”,以“人间副刊”为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