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沒落？

最近我注意到台灣有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即知識分子文化似乎逐漸趨於沒落。

一般而言，「知識分子」一詞是從19世紀中期的俄國開始，而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大概是在19世紀末，尤其是在法國德雷佛上尉事件的爭論中逐步形成，但法國史學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認為早在西洋中古時代就已經有「知識分子」了。[1]這裡倒不是想針對這個爭論作任何討論，而是想說明「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與理想，在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輝煌年代之後，現在已經有沒落的傾向。

美國的雅各比（Russell Jacoby）於1987年出版了《最後的知識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於2001年出版了《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 : a study of decline），這兩本書在西方引起極大的迴響，但是不知為什麼，當時居然未引起我太大的興趣。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當時尚未察覺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有任何危機。然而最近兩、三年，我開始覺察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正處於沒落中。

為了印證這個觀察，我在今年六月初請同事上「聯合知識庫」查詢[2]，結果得到如下的數字：「知識分子」一詞在1951-1960於該資料庫中出現640次；1961-1970年之間出現1100次。它的高峰是1971-1980（1910次）及1981-1990（2590次）。所以1970-1990這二十年是台灣「知識分子」一詞出現頻率最高的時代，此後的十年，1991-2000比前十年少了一千多次（1525次）。而最近十年（2001-2010）又比前十年少了約五百次，共有1019次。

我又進一步整理出2001年到2010年這十年間的數字，發現2001年至2006年之間，「知識分子」出現的次數大約維持在一百多次，可是從2007年開始由三位數變成兩位數──2007年61次；2008年55次；2009年61次，到了2010年6月共有22次。同時，我也發現到「公共知識分子」一詞先前從未出現過，2004年是第一次出現，僅有2次、2005年2次、2009年1次，到2010年6月為止則有2次。可見這個詞的出現是過去五、六年間的事，且出現頻率頗低。

上面這個簡單的統計，當然存在著偏差的可能。但是它卻多少印證了我的直覺，即「知識分子」一詞確實正在逐漸消失中。這個詞的起落，蘊含了重大的歷史意義，即一個以「知識分子」自許的階層正在消失中。無獨有偶地，在我寫這篇序的同時，我注意到有兩篇文章提出近似的觀察。它們分別是洪裕宏的〈台灣公眾知識分子的末日〉刊登於今年六月號的《當代》（140期），及吳介民、范雲、顧爾德主編的《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2010年7月）一書中的郭力昕〈公共知識分子的隕落？〉。「知識分子」在近代中國有九十年左右的榮景，沒想到卻在近年的台灣社會中逐漸消失了。

因為篇幅所限，無法在這裡將我最近幾個月對這個現象所做的初步研究做一個比較完整的陳述。不過我必須指出這是一件有重大意義及深遠影響的變化。凡關心社會公義的朋友們都應屏息凝視，密切注意：如何復興「知識分子」的使命？將來「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將由什麼樣的階層來扮演？或是將來的社會根本不需要「知識分子」等一連串的問題。（本文節自我為「面對公與義：余紀忠先生百歲紀念研討會」一書所寫的「序」）

[1]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Press, 2000, pp.18-19

[2] 「聯合知識庫」收錄範圍包括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民生報、星報、Upaper，美洲世界日報、歐洲日報，收錄年代始於1951年。感謝陳亞寧替我查詢，查詢時間為2010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