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提供：空中攝影師陳敏明老師

導言

近年極端氣候的嚴峻考驗，豪雨、乾旱、崩塌與海平面上升等複合型災害，已不僅是氣象名詞，更成為威脅國人安居與國土永續發展的實質衝擊。台灣推動永續發展雖行之有年，但近年來，氣候變遷極端劇烈，越來越不容易進行妥善的減緩及調適作為，歸結原因與國土利用無法進行前瞻性規畫及管理有關。

重視國家永續，開啟深度對話

卓榮泰(行政院院長)

很榮幸受余董事長之邀，出席極有意義國土與環境永續的深度對話，政府的職責正是保護台灣的土地、資源與人民。期待透過這場研討會的剖析，能強化政府面對並解決環境永續問題的能量，讓政策更具執行力。

行政院始終認為，國土計畫是回應氣候變遷調適最關鍵的政策平台之一。不論是建立重大基礎建設，或計畫的產業發展，都要符合我們整體的國土永續規劃，透過合理的資源分配與計畫實施，國家才會有韌性去推動整體的安全性發展。

過去一年台灣經歷的的天災財損，讓我們深感沉痛。諸多問題彼此交織下，已從單一災害事件，轉變為影響國土安全、環境承載與社會運作的結構性挑戰。花蓮堰塞湖災害，民間「鏟子超人」的力量令人感動。我們不能只單靠志工來處理每一件事。

政府要思考的是，該怎麼結合地方跟民間力量，盡快解決問題，做到「提前防範」，讓每一場災害的經驗，都轉化為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及推動國土永續的養分。

國家面臨的挑戰很多，法律上、技術上、資金上、國際合作的問題上，都要帶著鋼盔往前衝，行政院必須加強部會溝通、朝野對話，共同發揮精神智慧，凝聚更永續的國家發展目標。期待今日在場各位的意見，提供給行政團隊參考。

面對國土願景   增強調適能力

余範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基金會過去的三、四十年間，一直參與因應氣候變遷推動永續，與產官學界的老友們多年一齊努力。感謝今日有卓榮泰院長百忙之中前來相伴。現場許多民間NGO單位及新朋友加入，國土規劃議題充滿挑戰，我們仍有做不完的功課。

借用 MIT Media Lab 的 Kent Larson 的話：「撐過一次災害不是重點」，關鍵在於如何進行長期「韌性」的規劃、與災害互動學習，並增強及時調適的能力。

針對ＡＩ時代下極端氣候的衝擊，重新檢視國土規劃；未來，我們認為有三個方向優先值得參考：其一，對人的重視： 以人為本，針對高人口密度的都市，如何幫助居住者適應氣候變遷的衝擊？其二，AI 技術協作：有效利用 A I 技術，彙整並建構氣候變化預測模型，進行精準的模擬與預測？其三，推動模式須轉型： 從「集中式管理」轉向「分散式管理」，不論國土規劃、水資源管理，及能源供應，需深化地方與社區的人文結合，積極邀請民間NGO協作，因應極端氣候變化是每一個人的事。

環境治理   回歸根源轉型

彭啟明(環境部部長)

作為環境部部長，過去這一年我特別有感受，因為極端氣候來臨，環境保護沒有做好，末端災害處理的壓力就會由民眾承受。已經發生的垃圾山問題、颱風後南部廢棄光電板，以及馬太鞍堰塞湖溢流等，許多原因都是長期積累的結果。

調適跟防災是不一樣的：防災像應對感冒，是短期的；但氣候變遷衝擊如同癌症，需要長期的規劃。在台灣做到調適確實有困難，但我們必須跨出這一步。環境部每天都在應付垃圾、廚餘或濫墾濫伐的問題，但問題根源還是在國土規劃上，不然，每天都忙碌處理末端問題。

環境部從環保署升格後，的確在處理氣候變遷與循環經濟上更有力道。但若要處理調適議題，光靠環境部是不夠的。國土規劃「大家都會說，但不會做」，只要行動就會遇到很大的衝突。面對極端氣候調適的因應對策，環境部已提出成立「氣候調適韌性中心」的構想，爭取相關預算，希望透過跨單位的行政法人組織永續經營。

未來環境部也期待運用科技，讓類似廚餘、廢棄物、與土方處理，逐漸告別過去非數位化的作法，運用數位科技來解決問題，需要大眾及輿論多多支持。

拒絕蒼白 重建國土願景與跨部協作

林盛豐(監察委員、前行政院政務委員)

台灣正處於國土治理轉型的關鍵時刻。一年多前，立法院三讀將國土計畫法全面實施延後六年，全國國土計畫呈現出一種蒼白的現狀，各縣市的進度，僅止於對現況地用的複製與登錄，當國土功能分區圖完成後，真正的規劃才要開始。

缺乏願景無法產生共鳴 國發會應該出來統籌

目前版本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願景，打開內政部全國國土計畫書，全書唯一的一張圖竟只是計畫範圍示意圖，其餘皆為文字。這不是國土規劃，只是公文彙整。由於缺乏足以引起共鳴的願景，目前國土計畫在民間引發的不是期待，而是強烈的「被剝奪感」。農地地主擔心個案變更變嚴、地價下跌、貸款融資困難。目前所引發農地政策症候群，絕非內政部國土署能單獨解決，而是全國國土治理的全面失靈。  

2008年國發會委託的國土規劃模擬演練，從課題、策略、部門計劃之產生，到圖面作業，到整合為全國國土計畫，此一過程，正是本次國土計畫所欠缺的規劃程序。當時面對的幾個必須回應的挑戰，專家與相關部會反覆討論，這些課題到今日來討論都還是很關鍵，包括：全球暖化、能源短缺、產業國際分工、資訊網絡發展、M型社會、高齡少子、強化地域特色、提升生活品質、生態保育、以及重視區域治理...等。

可見國土規劃並非內政部的單一工程，目前行政院似乎畏於推動，擔心引起反彈。國土署的年輕同仁雖然努力輔導各縣市將圖資製作出來，但若沒有上位領導、沒有部會支持，他們辛苦的規劃便會失去方向。國土計畫的本質應是「各部會政策的空間化」，精進之道在於：行政院應責成國發會，帶領各部會就部門及跨部門課題提出「部門計畫」與整合共識，將全國產業、能源、交通等空間策略定調後，國土署方能據以進行圖面作業。

對標國際：從宜蘭經驗到荷蘭情境模擬機制

早在 1997 年宜蘭與新加坡規劃大師劉太格合作的縣級規劃案，就是一個有願景、有策略的參考案例。該案首先劃設環境敏感地區，劃出自然保護區、高生產力農區等不可侵犯的紅線。再透過人口規模的推估，以及相應的生活及產業、交通等用地的需求，預留開發用地。城市發展區，由北向南帶狀分布，分成四大區及三十三個小區，每個小區的生活設施配套完備，以確保良好的生活品質。在交通路網上，更堅持道路層級的清楚劃分，幹道兩側設置緩衝綠帶，將交通脈動與居住環境品質徹底區隔。這種對居住品質與永續經營的堅持，是目前各縣市國土計畫所欠缺的系統性思考。

鄰近的中國，因為有強大的行政控制力，2018 年成立自然資源部後，推動「一本規劃、一張藍圖」，強調前瞻、效率與系統控制。以「三條控制線」：耕地與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紅線、生態保護紅線、城鎮開發邊界作為核心工具，這些界線具備法律剛性，確保生態用地不被蠶食。其追求「多規合一」、解決用地規模不一致與審批效率低下問題，值得我們參考。

荷蘭是民主國家的典範，民主與法治內建於規劃程序之中，將國土規劃視為「一個政府」的體現，強調廣泛的利益關係人參與。我們的官僚體系，經常躲避民眾參與，而荷蘭的官僚體系認為民眾參與是任何公共行政不可欠缺的一個環節，製作部門計劃的主要工具是「空間轉譯」與「疊圖操作」，由專業團隊將各部會的政策進行圖面作業，並透過情境模擬，政府能在政策矛盾產生前，先進行預防性協商。對荷蘭人而言，規劃本身就是一種辯證、協商與妥協的過程。

被遺忘的鄉村與海洋

國土規劃的起源，是要處理都市計畫與區域計劃，希望能融合為一個邏輯清晰、 有可規劃性的國土管理機制。但在討論的過程中，過去區域計畫法的管理對象 - 鄉村地區，如何引入落實規劃的工具，並未成為關注的核心，幾乎被遺忘。

鄉村治理邏輯與都市截然不同，不能單純靠管理都市土地的zoning來解決。所以，在有國土規劃傳統的國家，一般的論述都認為都市以外的地區都是鄉村，鄉村不只是農村聚落及其農耕地區，包含以大自然為主的地景，對這樣的地區，荷蘭中央政府負責的主要生態廊道的規劃，次要廊道才交給地方政府，「藍與綠生態帶」則讓基層機關與民間共同參與。

日本的經驗重視農村景觀，從灌溉渠道所形成的生態水域的斷面設計到農莊樹林的保存，日本將農村地景視為觀光與永續的基礎，而非等待開發的荒地。台灣很需要引入荷蘭與日本的經驗，落實鄉村規畫的政策工具，積極落實生態廊道的規劃，並維持農村地景的穩定發展，而非隨波逐流的變更。

海洋，也是國土規劃很重要的一環，更需要有這方面的專家投入，目前國土計畫在這一塊幾乎是空白，台灣是海島，不該只有陸地的思維。

建立「國土意象」  納入數據與AI技術

我們需要有一系列宏觀國土意象，此國土意象將有助於國人理解台灣國土之空間及地理架構，以及由於看見台灣國土之壯闊，而產生願意投入保育議題的熱情。若一直缺乏這些對大地景觀單元之共同記憶，及對壯闊地景詩意之共感，國土規劃將只剩對國土的競相圈地與壓榨。

以宜蘭為例，從雪山山脈的高山河谷平台、高山湖泊，到沖積平原、冬山河口，再到潮間帶與龜山島。這是一套3D宏觀的地理意象，能喚起縣民的榮譽感。當國民能對台灣的山脈、平原、海岸、大陸都有較具深度的地理認知時，我們才不會只盯著自家農地的地價，而是能理解為何某些地方必須保育，某些地方適合發展。

最後，國土規劃必須與時俱進。哈佛設計學院教授曾言：「傳統規劃框架已過時，數據與演算法是未來的新金礦。」國土規劃者應勇於投入城市開發軟體的打造，利用 AI 數據重建台灣島的所有資訊。空拍攝影、共享經濟、資通訊網絡，這些撼動城市基礎設施的力量，都應納入規劃範疇。否則，政府只會成為落後於民間發展的絆腳石。

面對台灣地景之美

潘一如(環藝工程顧問設計總監)

我們知道，科技產業發展，永遠不會只是產業政策，它更是對國土條件的挑戰。面對國家產業發展，台灣站在全球鏈接的關鍵地點，我們熟知的護國神山，正持續擴張它的產業聚落，對環境永續及國土規劃也帶來一定的考驗。

隨著竹科不斷擴張，緊鄰的竹東被劃為開發預定地，開始有許多建設行為。我們沿著竹東看到農業聚落，經過台三線走到山區，順著頭前溪上游來到上坪溪、瑞峰隧道，上坪溪上游的河谷，曾經的林業時代聚落，上面是原住民的聚落五峰鄉、客家的神山鵝公髻山。從產業聚落一直到山林，竹東並不是獨立的存在，是眾多台灣地景樣貌裡，其中一個現象。

從高山到海洋 建構國土生態綠網

俯瞰台灣，島上70%是山坡地，擁有268座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峰，密度居世界之冠。從三度空間看，中央山脈、玉山山脈、阿里山脈、雪山山脈是我們的脊梁，大屯山火山群、大肚山、海岸山脈，還有八卦山台地、澎湖的火山群島，構成國土空間自然地景的地理地貌。除了山脈之外，山林資源、河溪湖潭、海岸海洋，形成獨有的國土生態綠網。

除了自然地景外，更多的是人文地景，包含多項人為水利設施，如翡翠水庫、桃園埤塘及鰲鼓濕地；農業資源用地，則分布於嘉南平原、蘭陽平原、東海岸海階、花東縱谷及秀姑巒溪河床；還有產業發展相關的建設，如能源設施，雲林農地的風力發電，以及蘇澳、花蓮和平的水泥廠...等。

隨著居住人口的遷移及聚集，人文地景還有因為都會區發展而來的城市地景，如臺北盆地，目前多數人口集中於六都的都市計畫區；串聯都市交的通建設，也是地景的一環；主要都市之外的城鄉聚落，從低海拔的沿海聚落，至高海拔的嘉義奮起湖也呈現完全不一樣的面貌；不論都市或城鄉，所擁有的歷史文化景觀，也一樣屬於人文地景之一。

套疊圖資 凸顯行政分區矛盾

我們發現，不同的自然或人文地景，是由不同部會管理，當把這些地景相關的文資、環境敏感的災害潛勢圖...等資源套疊的時候，更凸顯有些應該共用的資源，卻也分散由不同部會在掌管。我們國土規劃的思維一定得改過來，進行國土功能分區，只能用行政區界來看嗎？當然是不是的！

國土功能分區涵蓋了國土保育、海洋、農業及城鄉發展等用地，當真實的資源分布，遇上人為的「土地劃分」與行政上的「縣市」界時，兩者之間的落差就凸顯了國土規劃需要跨部整合的迫切性。傳統土地使用計畫將發展和保育視為獨立且經常相互爭佔的模式，不斷地在破壞我們的國土韌性，並侵蝕著我們獨特的文化地景。

真正的台灣地景之美，絕不僅止於風景，而是考驗一個國家在極端氣候條件下調適的能力。我們必須致力於讓產業發展、城鄉生活與自然系統能夠共存，而不必彼此犧牲。建議國土規劃應納入整體景觀綱要計畫，這並非僅是美學考量，更是促進環境健康、維護文化認同，以及創造全民福祉永續發展的空間策略。

土地的焦慮與安頓  規劃者的第一線觀察

陳玉雯(長豐工程顧問北區總經理)

土地規劃不只是線條與顏色，規劃者的基本任務即是「安居樂業」四字。然而，在極端氣候與環境變遷劇烈的今天，規劃者必須思考如何在劇烈變化的環境中，引導土地進行適性發展，持續維持民眾的生活安定。

透過空拍影像俯瞰台灣地景時，感受到的是山川肌理的純淨自然，與宏觀的美麗系統。然而，對於第一線的規劃實務者而言，當視角從「雲端」降落到「地面」行政作業時，土地呈現的是完全不同的樣態。

「標籤化」觸發民眾情緒

在規劃者眼中的地圖是由層層法令堆疊而成的：包括都市計畫的色彩定性（如黃色住宅區、紅色商業區）、非都市土地的管制、以及密密麻麻的地籍線。台灣土地多屬私有，每一筆土地背後都有明確的權屬。當在國土計畫下，土地被貼上了各種標籤：「城鄉發展地區」、「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時，這種「標籤化」過程往往觸發民眾的情緒反應。

民眾一開始可能因政府作為不顯著而感到無感，當開始影響其權益時，焦慮便隨之而來。常見的焦慮來自，若土地被劃入限制嚴格的「國保一」、「農一」或特定區域，焦慮就轉化為憤怒。理想與現實間的認知斷裂，是規劃者在第一線面對的真實挑戰。

建構數位圖資基礎與社會對話

國土計畫並非一蹴而就，法令通過十年來，行政體系努力打下三大地基：一、 建構數位基礎：過去面臨各部會圖資分歧、坐標系統不一且部分為紙本的困境，透過國土署建立標準化的，將五十年的零散數據轉化為高精度、坐標一致的數位底圖，實現了科學化的套疊分析的機會。二、落實社會對話：國土計畫從「單向公告」轉向「雙向溝通」，非都市土地的規劃終於被看見，透過數百場到府服務與研商會，行政體系開始正視土地與民意的連結。三、推進審議進度：根據最新數據，全國22個縣市中已有18個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圖的國審會審議，超過半數已核定。目前陸域及海域劃設面積的達成率已近九成。

正視關鍵議題　找回對土地的歸屬感

國土計畫在推動上仍面臨認知挑戰。舉幾個其中比較關鍵的議題：

其一，農業發展矛盾，在許多地方人士視角中，農地常被視為貧窮與發展的阻礙，因缺乏配套政策與補償機制，地方政府為避免民意焦慮，常出現避險行為，把原劃設農一，報部審議調為農二，也反映民眾與地方政府對農業未來願景的迷茫。

其二、時間尺度上的落差，國土計畫是長遠國家發展目標，若短期，地方政府因受限於執政者的更迭，國土計畫就面臨大幅調整，缺乏較一致的發展定位。

其三、鄉村空間無序，長期以來，鄉村規劃被套用「都市計畫」的邏輯，過度強調公共設施比例或建地擴大，忽視了鄉村特有的生活脈絡，缺乏對「鄉村聚落」的適地性觀點規劃。當鄉村地景持續被破壞，居民也會失去對土地的歸屬感。

土地是國家政策實踐的載體，任何政策，最終都必須落腳於土地。我們應展開各級政府與部會共同協作，在數位治理、社會對話已打下根基的今日，提出具體策略路徑。唯有全民達成共識，國土計畫才能真正落實、邁向永續，讓每筆土地在因應氣候變遷的藍圖中，都能找到最合適的定位，實現安居樂業的初衷。

專家對談

追蹤立法精神，不容忽略海洋與鄉村

邱文彥（考試委員、前立法委員）

台灣的國土計畫立法過程，從民國六十八年行政院提出「全國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到民國八十二年行政院提出「國土計畫法草案」並送到立法院，但後來都逾期不續審。一百零四年我正好在立法院服務，跟關心國土的朋友就一起推動。

行政院版本原條文第一條特別提到：「為了確保國家永續發展及國土安全，所以制定本法。」九十八年莫拉克颱風，造成六、七百人死亡或失蹤，我參與過救災看到小林村滅村慘狀，天人同悲。於是在立法院把第一條改成：「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世代正義、環境正義及公正轉型，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今天研討的主題正回應當年立法的主軸。

盛豐委員曾形容我們的國土計畫是「蒼白的國土計畫」，國土計畫法已通過超過十年，一百一十三年又修法將全面實施延後六年，這麼多年來，相關爭議到底整合了沒有？比如說國土復育，歐盟2024年已經通過了自然復育法，台灣國土復育條例，雖然整合放在國土計畫的專章，但似乎仍敵不過地方政府或產業發展的需求。

海島台灣，大家都只關注到陸地，土地法第一條：「本法所稱土地，謂水陸及天然富源。」，海洋也是國土，但政府的相關計畫都忘了海洋委員會，台灣四面環海，海洋應該是非常重要的資源，國土規劃必須海陸兼顧。同樣的，我們很關注都市發展，但鄉村呢？城鄉之間的均衡發展也是需要資源的合理配置，中央與地方的計畫要怎樣來搭配，政府與民眾又該怎樣來對話？

從民國六十八年到通過國土計畫法，到今天已努力了超過半個世紀。今天從極端氣候再思考，重新面對國土規剆議題，依然是艱難的工程，需要努力。

認清氣候衝擊   地球升溫上看三度C的現實

許晃雄（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海洋熱浪」被忽視的國土威脅

台灣是海島，對於討論度極高的「海洋熱浪」，過去卻很少關注，它會對我們造成什麼影響？首先海岸生態，其次是衝擊養殖漁業，必須意識到海洋熱浪的變化，評估後要談，如何影響國土整體的利用與規劃。從氣候變遷的角度，對台灣國土的影響究竟是什麼，在全球平均升溫一度的狀況下，極端降雨量大概會增加 7%，根據經驗台灣預估會增加大約 40%。雨會越來越大，但還是會有乾旱，未來若颱風減少，水資源的總量可能減少，但，颱風真的侵襲，威力卻可能更強，雨量更大、災情更嚴重。水資源管理問題更加嚴峻，面對可能的災害，我們的反應必須比人家快很多倍。

國際上，川普認為氣候變遷是假消息，很多國家也認為氣候變遷在財政支出上的成本過高，這些現象都反映出全球減碳面臨巨大阻力。專家預估全球減碳的進度，從現在到世紀末升溫大概是要上看 2.5 度到 3 度C，而不是當初設定的 1.5 度C。台灣應該要更有危機感，設一個「3度C」的情境作為國土規劃的基準。目前趨勢指出，到西元 2100 年，台灣適合生長的山林面積只剩不到 20%。這意味著很多樹種、林相會消失，我們要面臨的是整個生態系統的瓦解。

借鏡荷蘭：建立完整的情境與套圖機制

面對這些衝擊，我們可以參考荷蘭的經驗。荷蘭以國家的力量建立「皇家氣象研究所（KNMI）」，全面性設定出氣候變遷的四大情境。透過這樣的流程，設定出各種可能的衝擊情境，相關單位針對不同情境進行研究，並產出相應的「套圖」。

這些資訊和套圖都非常重要，問題是，我們國家目前究竟有沒有這一套完整的、可供各界依循的東西？要達成這樣的目標，科學研究的規模是關鍵，荷蘭光情境設定這部分，就有四十人的團隊在專職研究。相對而言，台灣人力仍遠遠不足。彭部長提到要推動「氣候變遷調適與韌性研究中心」是件好事，但這中心應該是「國家級」的，該是國發會帶領相關部會共同形成一個「科研生態系」！

面對氣候變遷因應，我們仍有很多缺口。從最基礎的氣候變遷科研，衝擊評估、調適策略擬定，到政策落實，無論是縱向、還是橫向聯繫，仍需努力加強。

將「人」與「自然」融入土地管理

林子倫（臺大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主任）

氣候、自然與土地的協奏

回顧 1992 年聯合國「地球高峰會議」的全球脈絡，當時大會通過了三大核心公約：分別針對氣候變遷（UNFCCC）、生物多樣性（CBD）以及防止土壤沙漠化（UNCCD）。在當時的認知中，這三者各司其職，發展出獨立的策略路徑。然而，歷經三十餘年的變遷與反思，國際社會終於意識到：氣候的劇變、自然的崩解與土地的退化，本質上是同一場危機的不同面向。

氣候變遷因應法是「大腦」，國土計畫法是「手腳」

如果國際潮流已邁向跨域整合，台灣的國土治理邏輯，亦應隨之轉型。

目前台灣有《氣候變遷因應法》與《國土計畫法》兩部法律作為治理雙翼，因此，願景若要成真必須透過跨部會的協作，《氣候法》應作為「大腦」，負責資訊整合與決策指揮；而《國土法》則是「手腳」，負責在實體空間中實踐願景，兩部法律必須建立深度協作機制，將氣候風險具體落實於空間規劃之中。

我們必須釐清兩個常被混用、甚至存在本質衝突的概念：「調適」（adaptation）與「韌性」（resilience）。「調適」往往帶有局部、被動應對衝擊的色彩，有時甚至是為了維持現狀而進行的「修修補補」；但「韌性」追求的是整個系統在受壓後的自我重組與結構性轉型。如果我們只追求短期的調適手段，有時反而會固化了長期的風險，損害整體的韌性。

整合風險圖譜與氣候正義

面對日益頻繁的複合式災難，國土規劃必須從靜態的土地分區轉向動態的風險治理。當前的急務，是建立一套整合「氣候變遷風險」與「資源分配」的空間地圖。

這套地圖不應只是歷史災害的彙整，而應包含未來情境的推估。當極端強降雨或複合型災害發生時，相關資訊必須即時反饋並納入「風險潛勢區」，使國土計畫具備「動態調整」的能力。

「氣候正義」下的風險治理已成為主流，在討論空間與自然之外，我們必須回歸「社會」的本質。在傳統的風險地圖中，某些被標註為「不適合人居」的受災區，邏輯推論應是撤離或遷村。但為什麼許多原住民部落依然選擇堅守家園？為什麼他們對那片看似危險的土地有著不肯離去的執著？

這背後涉及的是深刻的社會連結、歷史記憶與文化紐帶。這種人與土地的情感與傳統社會關係，並不能單純用自然科學的數據或經濟效益評估就輕易「移開」。

韌性空間的重組

過去的規劃邏輯多採取「由上而下」的剛性手段，但現在「由下而上」的社會力量已經浮現。在此背景下，「利害關係人參與」不再是選項，而是決策成敗的關鍵。問題在於：如何讓社區民眾真正參與？

因此，我們應優先建立一套新的「工作模式」，透過類似「協作圈」的概念，培養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共同做事的方法，建立信任與協作文化。

三十多年前的三大公約在今日匯流，象徵了人類對地球治理的整合。台灣在追求永續的進程中，必須讓大腦（氣候法）引領手腳（國土法），以社會公義成就自然解方。國土計畫不應只是土地的權利分配，更是世代安全與文化的生存契約。

運用科技轉譯核心願景   落實社區溝通  

郭瓊瑩（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名譽理事長）

我們必須回到一個基本問題：規劃的本質是什麼？這裡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動態的「Planning」（規劃過程），一個是靜態的「Plan」（計畫）。長期以來，大家都認為國土計畫是一種「剛性計畫」，是硬的都市計畫，但民眾的關心和焦慮圍繞地籍、地價，擔心自己的土地權益受損。然而，我們往往忘記了，土地真正的核心價值是水、土、森林、海洋和空氣。就像荷蘭的 “planning“ ，設定的是「空間架構」，而不是比較傳統平面規劃的觀念。

此外，研討中談了很多專有名詞，像是「協作」、「調適」或是「韌性」。對專家而言，這些是治理的日常，但對一般民眾來說，他們怎麼聽得懂？這中間需要「轉譯」。如果民眾無法理解這些概念與他們生活的關聯，國土計畫對他們而言沒有意義。

台灣自詡為一個科技島，在半導體與數位發展上有著卓越的成就，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並沒有把這樣的科技能量真正落實到社區、落地到一般居民身上。我要如何跟民眾對話？如何讓民眾意識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還有每個人在其中的責任？

與 NGO 結合  讓民眾對議題有感

台灣不像新加坡擁有大量的公有地，我們很難從零開始去落實理想式的規劃。因此，我們必須找到適切的切入點。讓大家明白，國土安全不僅是政府的責任，國土的完整與安全對你我而言就是一種福祉。

談論國土計畫時，往往停留在上位的層次，這是民眾無感的原因。要讓民眾有感，就應落實到社區、到在地 NGO 去進行溝通的工作。當居民知道，這塊地是我家門前的那片山林或溪流時，他才會有感。NGO 團體是國土計畫要向外連結時重要的一股力量，政府應該與這些在地力量結合。

在國家治理的層次上，看看荷蘭和日本，他們設立的是國家層次的機構，掌握全國的即時資訊，整合所有部會數據。只有掌握全方位的動態資訊，做出來的判斷才能及時提供給決策者參考。現在的國發會，好像「把自己做小了」，本應發揮領頭羊的角色，進行跨部會的整合與協調，將水、土、林、空氣、海洋等分散在各部會的資源重新組合。

高爾在1998年的Digital Earth就曾說過：他希望有一種系統，隨時一按，就可以從太空的視角一直俯瞰到社區。這種從巨觀到微觀的資訊穿透力，才是科技島台灣應該展現的國土治理實力。

人才的傳承：培養第一線的 “Doer“（執行者）

最後，我要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我們除了區隔 “Planning“ 與 “Plan“，同時我們需要更多的 “Doer“（執行者）。我們需要那些在第一線上知道如何操作的人才，每個案子和情境都是不同的，正如剛才所說，每個縣市都有其獨特的情境與困難，我們必須從人力資源的培養做起。

 

延伸閱讀

國土治理—中央與地方的對話
https://www.yucc.org.tw/info/7929

文字記錄已於2026.2.25在中國時報刊出

研討會影片連結如下：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epZ3P1GCmpo740pDv1On4SIOIYVFNEHK

企劃整理：陳志光、羅澤、陳英屹、張育禎、田宛錡　  攝影:楊彩成　　錄影：陳金泰、徐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