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壯》當大法官變成轉型正義對象

黨產會與促轉會是兩隻權力怪獸，大法官在一個多月前才維護了黨產會這隻怪獸的合憲性，沒想到另一隻怪獸促轉會，這次卻直撲大法官而來，讓大法官也見識到權力怪獸的可怕。

促轉會要求司法院交出的九份解釋文，其中最早的卅一號解釋作成於一九四四年；九份解釋中有五份與萬年國會的形成有關，三份與叛亂組織有關，一份與戡亂時期軍事審判有關。

這九份解釋都被認定是大法官的威權履歷，明顯有政治介入解釋的痕跡，也證明有些大法官確實有侍從思維。用白話文來說，就是促轉會認為大法官曾是威權幫兇，九份解釋都是為了替威權統治那隻權力怪獸尋找合憲性理由，促轉會基於轉型正義目的，必須要揪出那些替威權服務的附隨大法官。

大法官雖然職司守護憲法，但有些解釋明顯反民主或反人權，卻是事實。以美國為例，在一八五七年的「斯考特訴桑福案」中，大法官判決黑奴不是美國公民，不受憲法保護；在一八九六年的「普利西訴佛古森案」中，大法官判決種族隔離政策並不違憲；在一九四四年的「是松訴合眾國案」中，大法官判決強制日裔美國人遷移並不違憲；在二○○○年的「布希訴高爾案」中，大法官判決佛羅里達州停止重新計票，使得布希贏得當年總統大選。

這幾項判決都被美國憲法學者歸類為「史上最壞判決」之列。但其中有些判決後來被憲法修正案所推翻，有些被大法官以另外的判決而獲得平反，「布希訴高爾案」中支持多數意見的大法官，例如歐康納大法官，事隔多年後更為了她當時決定追悔不已。

從憲政民主發展史角度來看，促轉會之所以要求司法院交出九份解釋文，大概也是認定這九份解釋是「史上最壞判決」的範例。但大法官是合議制，解釋文一旦公布，便祇有集體責任，而無個別責任，大法官雖未公布記名表決紀錄，但誰支持多數意見，誰提不同或協同意見，也隨解釋文一併公布在案，亦即，誰是威權統治的附隨大法官並不難查考，促轉會進一步要求司法院公開大法官評議紀錄的意圖與必要性，也因此難免啟人疑竇。

大法官的評議紀錄，其實就是大法官平常的開會紀錄。但大法官開會本來就非一言堂，過程一定是你說我說他說，然後形成共識作出決議。而且，有些大法官在形成多數意見的過程中，也不乏有所謂的策略性發言，或是扮演魔鬼辯護士的角色，這些發言在事隔多年後很難考據是否可確信為真。何況，大法官的開會紀錄不像法庭筆錄，事後並未經大法官逐字閱讀確認，促轉會若以未經大法官個人確認的開會紀錄，逕行認定誰是威權幫兇，但當事人卻早已作古多年而無法澄清辯駁，其結果是否可能造成冤曲，也不無疑問。

司法院是政府機關，當然要受檔案法規範，促轉會有令，司法院也不得不從。但大法官這次在促轉會祭出轉型正義這把尚方寶劍後，卻被迫要進行自我辯護，被迫陷入如同其他附隨組織的困境，被迫要抗辯促轉會是否擴張解釋政治檔案的認定，當然更被迫要承受行政權以召開研討會方式，向司法權進行外部施壓的體制外挑戰。

當大法官變成轉型正義的對象，許宗力要如何接招？這是他從未預料的一個特殊憲法時刻。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