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出發 以人為核心的倡議

地方自治、村里為本、環境永續
蘇煥智(前台南縣長、立法委員)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是從中國時報開始,辦一系列有關河川生態、河川整治的研討,辦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當時我們在台南一起努力,反七輕、反濱南工業區,當時在座有很多好朋友,都是共同的夥伴。
反濱南工業區 公民行動出發
當時我們反濱南運動,採用一種很創新的社會抗爭模式,我們用生態旅遊來替代只有單純抗議的群眾運動,這樣的替代創新後來也影響了非常多的運動,包括白海豚、八輕反國光石化等案例,顯示社會運動可以透過類似生態旅遊等方式,開創一種新型態的公民行動。
這種創新運動模式,不僅為環境議題提供了解決方案,也突顯了生態與社會行動結合的重要性。生態旅遊的抗爭模式,不僅僅是為了反對,更進一步提出替代方案,增強了公民力量的深度與廣度。
其實政府也可以是重要的創新者,今天分享的主題也與上述創新手法,與社區營造等議題密切相關。在場曾旭正老師是重要的社區營造運動者,而我則是以法律、制度面切入,思考台灣三、四十年來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是否有需要創新,因為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很少討論地方自治,而在地經濟與城鄉差距有關、國土規劃也和社區運動息息相關。
從公民參與到制度創新
氣候變遷的威脅日益加劇,地球村的概念早已不再是抽象的說法,而是深刻影響著全球治理與在地行動的現實挑戰。1992年的里約氣候變化公約首次強調溫室氣體減排的重要性,但隨著戰後幾十年經濟的快速發展,人類迅速面臨全球性環境危機。氣候變遷超越了全球化的經濟議題,讓人類認識到單靠國家本位思維無法應對當前的挑戰,而必須在全球治理和在地行動間找到平衡。
然而,台灣在國際氣候評比中的表現卻不如人意。根據CCPI 剛出爐的2025年氣候變遷績效指標排名,台灣僅排名第60名,是全球倒數第七,屬於「非常差」等級,這顯示台灣在減碳政策、能源政策缺乏公民的監督力量所帶來的困境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必需思考,無論是政府的主導行動,還是國際間的協同合作,若缺乏由下而上的公民力量,永續發展的目標將難以實現,公民參與已成為全球性議題真正落地的關鍵。
台灣綠能發展最被詬病的問題,在於缺乏地方公民參與和誘因,在德國太陽能的投資,主要以公民或以村落為基礎的自治體參與投資為主,台灣的太陽能發展常常被黑金化和財團壟斷,出現土地取得爭議、漁電共生造假、甚至有爐渣、事業廢棄物掩埋等問題,使綠能產業偏離了初衷 。現行的自上而下政策,忽略了基層需求和地方自治的作用,導致地方在綠能發展中角色薄弱,基層推不動、投資者也缺乏信心。
所以透過地方自治的制度創新,結合社區總體營造框架來推動就顯得尤為重要。社區總體營造不僅應注重文化與社區美學,更要將在地經濟、環境永續與地方自治做結合。以農村為例,在南北差距、城鄉不平衡日益加劇的情況下,如何讓農村成為發展的主角,涉及財政制度的革新與在地經濟模式的創新。
創造誘因 以「村里」成立合作社
具體來說,村里法人化與綠能合作社模式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德國的成功經驗表明,小規模的公民投資與社區主導的綠能模式,不僅能降低能源生產的財團壟斷風險,還能為地方經濟帶來正向循環。台灣若能效仿德國,以村裡為單位投資太陽能,一區安裝1 MW容量,佔地0.8公頃,每年可為村裡帶來約500萬元收入 ,全台4800多個村落若能全面推動,綠能發電容量可達4.8 GW,相當於數座核電機組的發電能力。
此外,村里法人化還可擴展至其他綠能模式,例如農畜業廢棄物的沼氣發電、小型風力與水力發電等,讓村落自行主導資源運用與經濟規劃,有效防止黑箱作業和黑道勢力的介入 。這種自下而上的創新模式,既強化了公民參與,又促進了地方自治,為地方政府在推動綠能發展中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權。
當前台灣的營業稅、所得稅等大多集中於中央,地方政府缺乏自主財源,難以推動實質性的更新與建設。若能將稅收的三分之一留在地方,用於鄉村更新、綠能發展與長照服務,農村的財政壓力將大幅緩解 。目前台灣的碳交易市場規定自然人無法申請碳權,是制度上的限制。若通過碳匯交易市場的改革,讓森林碳匯、土壤碳匯等資源的經濟價值,真正惠及農民與基層社區,有相應的誘因,才會有更多村里單位願意投入。讓目前農業、林業發展碳匯潛力無窮,讓村里用法人的框架來推動,相關財政制度的改革也一起配合修訂,應該是由下而上的推動力量。
推動農村社區更新 長照、淨零目標同步落實
隨著台灣進入超高齡化社會,長照需求若也像前面的建議,結合地方自治深化,與鄉村再生方向合一,鄉村更新時將長照服務、綠能發展與環境永續一併規劃,例如:推動「綠能、木構、淨零碳排的養生村」,木構建築與森林碳匯結合,不僅延長了固碳功能,還為農村提供了可持續的發展方向,同時,能吸引年輕人返鄉創業,解決土地荒廢、高齡長照需求與人口外移的問題 。
其實,地方自治與全球永續目標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只有通過制度創新,讓每一個村裡、鄉鎮都成為行動主體,才能真正實現氣候行動的本地化與落地。從公民參與到財政制度改革,再到村里法人化與綠能合作社模式,台灣需要的不僅是政策上的改變,更是行動模式上的轉型。當政策有誘因、人民有錢賺、地方有財源,鄉村更新與綠能發展才能真正同步落實,為全球氣候行動貢獻屬於台灣的力量。
我們希望透過公民運動的創意發想,讓地方自治深化、社區再生、環境永續三者合流,我們是能改變台灣鄉村面貌,實現有機農業、綠能發展、木構建築、碳匯交易等一系列永續措施。這樣的制度需要全民參與改革,而非僅靠少數人的努力。
道法自然、公民參與,不是空話。中央集權式的淨零碳排政策,會讓台灣繼續成為全球的後段班!只有全民有誘因,地方政府有誘因、有財源、有權限,透過下而上的改革,讓每個村里、鄉鎮成為行動主體,台灣才有機會推動真正的永續發展,才能將綠能、長照、農村復興全面落實,才能讓「道法自然,公民力量再出發」得以實現!讓我們共同努力,為台灣創造一個更永續的未來。
社區轉型運動 永續實踐路徑
曾旭正(都市改革組織(OURS)監事、台灣心靈生態村協進會理事長)
今天主題之間,有一個核心是貫穿的,那就是眾人行為與意識改變的重要性。談到社會與生活轉型,關鍵在於如何將想法在社區組織裡面實踐、落實,我以一本日本社區實踐的書為參考,看看國外的社區「轉型運動」怎麼推動,來反思我們可以怎麼做。
走向淨零生活與社會轉型
在政府的《2050淨零路徑規劃》裡,涵蓋了台灣要達成淨零必須調整的四大策略,包含能源、產業、生活與社會轉型。其中生活與社會轉型,是社區組織面對永續課題的主要範圍。若仔細去看計畫內容,會發現生活轉型主要談的是「食、衣、住、行」:飲食如何調整、以使用取代擁有、共用交通工具與循環建築等等。策略計畫中也針對民眾的認知與行為分數提出推論目標值,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推論,從生活中各面向引導大眾行為改變、提升綠色生活素養,推動生活與社會整體的轉型。
我常用「如救頭燃」來比喻:如果你頭髮著火了,會不會立即去滅火?還是等它自己熄滅?,或幻想風會幫你吹熄。關鍵在於,我們的社會對於氣候變遷是否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是否真的感受到問題的嚴重性?老實說這很困難。我們問農民今年氣候是否異常,他們也承認收成變差、天氣更熱,但卻不一定有強烈的緊迫感。
要如何讓大眾真正有感,並願意為此改變行為?我認為在「生活轉型」與「社會轉型」這兩方面,政府政策雖然提出了目標,但要如何真正落實意識與行為改變,這裡面其實需要很多不同的推動方式。我們經常想到透過對話、參與,讓大家更了解問題並改變行為,但具體作法是什麼?通用的步驟呢?如何同時包含意識改變與行動啟動?談論議題的廣度、深度要兼顧,才能讓每個人與組織有內在動力,真正想要關心並有所改變。
我在台灣推動社區營造已經耕耘二十多年,有許多在地組織與居民能互動、溝通、討論並傳遞新資訊。那麼,是不是來思考社區營造能不能把「淨零」納入社區營造議題,並用他們的語言轉化,進入社區場域中傳播與討論?或許我們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
「轉型運動」(Transition Movement)源自英國,2006年學者Rob Hopkins帶領學生關注在地問題,將計畫放上網站後引起關注,後來在英國托特尼斯(Totness)實踐,透過網路傳播,在國際上獲得廣泛迴響,十多年來吸引40多國、1200多個地方響應。這當中包含日本的榎本英剛,他聽了Hopkins的演講後深受吸引,於2008年實地參訪,回國後便啟動日本的轉型運動。榎本將成果寫成《日本轉型城鎮:一場連結個人與世界的社區實驗》這本書,中文版由香港的NGO朋友翻譯,我們偶然拿到一本,覺得非常有興趣,拜託獨立書店的朋友幫忙印了數百本,準備在台灣出版。
基本精神:去依賴、強韌性、重創造力
榎本英剛將轉型運動發展出12個明確的步驟,包含組成核心小組、工作團隊,讓社區居民互相帶起行動,與地方政府建立夥伴關係,珍惜老者,與制定節能行動計劃等(詳圖);此外,轉型運動是一場實踐性的倡議運動,有三個基本精神:「去除依賴、強化韌性、發揮創造力」。簡言之,就是讓公民發揮最大程度的創造力,來提高地方面對各項衝擊時的韌性(底蘊),去除對不永續發展系統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