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台灣除防疫外，綠色新政究竟在哪裡？

國內疫情來得又急又猛，缺水缺電的嚴重性依舊興風作浪，而氣候變遷給人類帶來的巨大風險，則更見嚴重。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目前全球氣溫已經比工業革命升溫將近1.2°C，而1.5°C很可能會在2030～2052年間發生；換言之，發揮人為力量逆轉目前碳排放趨勢、減緩極端氣候損害，只剩下不到十年的時間了。

其實綠色新政已是全球共識，有131個國家宣布碳中和。以歐盟為例，歐盟執委會2019年12月13日決議通過「歐盟綠色新政（The European Green Deal）」，獲得歐洲議會投票支持，並要求執委會設定更具企圖心的目標，「歐盟綠色新政」毫無疑義將對經濟活動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可說是對地球環境和經濟的積極性革命。其首要目標是在2050年使歐洲實現氣候中和（climate neutral），並針對「2030年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990年減少50％」的減量目標，提升到「減少55％」，整體內容包括檢視所有現行法律對於氣候的正、負面衝擊，並引入有助能源轉型、循環經濟、污染預防與控制、生物多樣性、農業安全和商業創新的新立法，真正達成市場轉型以及環境目標。

「歐盟綠色新政」是一個目標長達30年的政治企圖，為了在2050年之前達成歐盟氣候中和，該措施將顛覆歐盟絕大部分領域的現行政策。同樣地，2021年繼1.9兆美國救援計畫公布後，拜登再推2兆美元「綠色新政」方案，著重於氣候變化、再生能源與零碳等產業調整計畫，和歐盟所提的7,500億歐元相比，足足有兩倍之多，顯見其議題的優先性。

值得重視之處在於，綠色新政由各種經濟手段出手，包括綠色金融、環境分類法、環境資訊揭露、以及碳邊境調整機制等，都不再是傳統的環境管理機制，主要的考量即在於：環境目標挑戰大，社會各部門皆須轉型，而財政支持正是轉型挑戰中最大的支持力量，也是市場明確的經濟誘因。因此，台灣再不重視綠色轉型的需要，未來必定轉型緩慢，而輸在全球市場競爭力，甚至被摒棄於國際社會之外。

另外，我們觀察到國家領袖的決策才能實現長遠價值。仔細了解國際趨勢可發現，氣候變遷議題都是由國家領導人出面，如美國總統拜登上任約百日後，即於地球日邀集40位國家領袖，舉辦世界領袖氣候峰會，也當場宣布美國史上最大的減碳承諾，亦即在2030年減碳52％。不但如此，在論壇上各國不斷說明氣候議題優先性和該國所形塑之藍圖。

反觀台灣，目前不但沒有明確宣示，也沒有相關對應的政策法律文件。在減碳承諾上，落後在131個國家之後，而在疫情緊急狀況下，國發會僅喊出保5％的經濟成長，毫無超前部署的企圖心。大家所無感的是，在經濟政策重於一切的情況下，台灣個人碳排放量已接近全球三倍！顯示國內的永續發展永遠在經濟成長的前提外。我們認為領導人應有長遠眼光，避免成為歷史的罪人，而如何扭轉歷史定位，相信此刻正是時候。

除了領導人的決策外，跨部會合作才能真正落實環境與經濟治理、因應國際市場的相關威脅。觀察每一個國家都有跨部會團隊共同發揮綠色新政的成效，但我國並沒有政府跨部會團隊以及執行績效要求。韓國曾在綠色成長政策期間，在總統府下設有跨部會的綠色成長委員會，除國內結果豐碩外，更順勢改變了韓國的國際地位。而歐盟政策以碳中和為主，在達成碳中和目標的過程中，也關注碳足跡在區域外是否有碳洩漏的可能性，因此拋出「碳邊境調整」制度，成為連結世界的國際關稅制度。而台灣沒有跨部會的腦力激盪，無法因應碳邊境調整機制，更無法真正實現綠色新政的價值。

循環經濟是蔡總統上任時的5＋2政策，然而「經濟」一詞代表所有生產、運輸、消費、棄置等階段面向的人類活動，而循環經濟就是成功結合動靜脈產業，創造環境和資源雙贏之新經濟活動，也是台灣在世界上的強項，加上可以創造減碳效益，是邁向綠色經濟的明確途徑。雖然政府已有讓世界稱讚的資源回收制度、民間也已具備高度技術能量，惟目前被賦予推動之責的各政府部會主管單位思維各異，尤其是兩個主要推動單位：經濟部與環保署之政策同中存異，導致循環經濟政策始終無法全方位整合。因此，循環經濟應設立專法推動，更需要有明確目標和績效指標，如再生料使用比例，才能擴大推動效果，也更能引導產業界自我提升，不是僅靠道德宣導、國際供應鏈壓力或自由市場的力量來實現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