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承泰/改革與除魅之間
話說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正進行解嚴後最盛大的遊行;教改團體以「為下一代而走」為主題,成千上萬家長帶著子女上街頭,這是台灣史上頭一回,當時被稱頌為最成功的一場社運。
當天我沒參加,正巧報紙刊出我的投書提醒大學擴張需注意人口趨勢,不要盲目增加或升格,而應以發展特色為重。顯然,我的提醒被潮流淹沒!如今大家都了解人口因素對於教育發展的重要。弔詭的是,當時教改論述,多為大學教授拿國外先進國家例子,凸顯台灣高教之不足。
當時家長多為戰後嬰兒潮,他們求學時台灣教育資源相當稀缺,大班大校與慘痛升學競爭,是這群人共同記憶。到一九九○年代,他們子女為升高中與大學正展開激烈的競爭;儘管彼時台灣各級學校已增加不少,但除聯考壓力,也因升學人口數量多,升學機會仍相當吃緊。在一批有國外留學經驗大學教授帶領下,「廣設高中大學」與「小班小校」訴求,打動廣大的嬰兒潮世代,遂爭相為其子女請命。
當時我察覺一九九○年代出生數,就比當年考高中大學者(一九七六至八○年間出生)每年減少約十萬人,廣設高中大學訴求並無法紓解當下升學人口,而應是一九九○年代後出生的人,況且生育率還會繼續下降。於是我婉謝教改團體邀請,沒有加入遊行,反而投書「唱反調」。
「四一○」後行政院隨即成立「教改審議委員會」,由中研院李遠哲院長領軍。我有幸參加並有機會提出看法,可是並未被重視。「總諮議報告」不見人口因素考量,高教擴張如脫韁之馬,人文社會增加尤為快速。
到廿一世紀初,我國高教「淨在學率」達五十%,大學仍在擴張;我在報上投書從提醒轉為批判,指出大學擴張是迷思,改善階級複製與城鄉差距,才是當務之急。二○○六年大學招生首度不足,教育部終於喊停,但大學畢業生失業率也衝上第一。
期間,二○○三年,黃光國教授領導的「重建教育連線」,針對教改亂象提出「萬言書」;我加入連線,同時出版「十年教改為誰築夢?」一書分析人口趨勢,並指出高教擴張已開啟危機。至今廿九年了,年輕人進大學已相當普遍,國人具大專學歷占比也居世界前茅。我不知這段時間以來國家競爭力提升多少?卻見大專院校一間間關閉。當初廣設高中大學,也成政府的燙手山芋,至今仍無有效辦法遏止崩盤。
回顧這場社運,教育擴張主張是出自對下一代的善意,希望能打通升學瓶頸,這樣的改革有錯嗎?筆者認為,關鍵在於人們常將自身經驗投射下一代,不希望下一代重蹈覆轍,以為在善意下,必能為下一代做些正面事。
當年我在書中即提出「時空錯置」觀念,意指父母將其過去求學經驗,熱心地投射到其子女身上,以為在進行「改革」,其實是在驅自己內心的「鬼」。作為家長,有此想法無可厚非,但作為政策即應謹慎,不是光拿先進國家來比,也應看看國內人口趨勢。
很嘲諷地,當今有多少政治人物,以為身負為民除魅大任,卻未察覺自己仍困在過去夢魘中?殊不知這些除魅作為,才是後人夢魘!
(作者為台大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