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辦「面對公與義－台灣的社會發展與變遷」座談會

過去八年，知識分子為何都不見了？

冬日午后，陽光從透明天窗灑進地下會議室，十九位重量級知識分子難得齊聚一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思考如何回應這項既關鍵、又尷尬的重要課題。關鍵，是因為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應該提出答案；尷尬，則是因為台灣社會已經等待了八年。

他們當中，有的人是中研院院士，有的人是知名評論家；有的人當過教育部長，有的人當過大學校長；有的人來自香港，有的人來自中南部。大部份與會者是幾所國立大學與中研院的學術菁英，在不同社會科學領域都是響噹噹的要角。

知識分子的心頭有兩朵烏雲

這是「面對公與義──台灣的社會發展與變遷」研討會場景。二十幾年前，余英時、林毓生、金耀基、胡佛、葉啟政等十九位海內外知識菁英，曾經在宜蘭棲蘭山莊討論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此次「棲蘭會談」變成了「草山論劍」，大家一起在陽明山中國麗緻飯店「閉關」，逼自己面對問題。

「當前台灣知識分子心頭有兩朵烏雲」，台大政治系教授朱雲漢開了個頭，也賣了個關子。他所說的烏雲原來是「第一，面對今日台灣的政治大毀壞，知識分子相當無奈；第二，面對今日台灣的社會集體焦慮，知識分子也相當茫然。」進一步分析，解嚴前知識界衡量「進步」與「落後」的歷史座標是明確的，知識分子比較容易產生共識，對於民主改革充滿了樂觀的想像，現在卻逐漸失去方向感。

自動邊緣化一忍就忍了八年

江湖上人稱「老夏」、具有左翼色彩的台大城鄉所所長夏鑄九，把問題講得更白：「在座很多人，過去在民主化過程中都幫忙搖旗吶喊，現在本土化逐漸傾向排外主義，卻面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噤聲，左派知識分子尷尬的局面」。他強調，「這是公民社會的悲哀。」

寫了一輩子評論的南方朔認為，知識分子對於理想愈來愈懷疑，所以愈來愈犬儒，甚至「自動邊緣化」，使得知識分子明顯出現「空窗期」。更麻煩的是，許多知識分子過去和民進黨人士一起對抗威權，因此過去這幾年出現「感情的障礙」，怕批評認識的人會傷害感情，「這樣一忍就忍了八年」。

「莊國榮（教育部主任秘書）拆除大中至正牌匾的談話那麼離譜，為什麼沒有知識分子出來罵？」比較年輕的台大政治系教授江宜樺先丟了個問題，然後自己提出 答案：「因為反對黨一定先跳出來謾罵，如果知識分子進行批判，馬上就會被載上泛藍打手大帽子，讓自己失去格調；知識分子罵了不但沒用，而且還會有反效果，執政黨支持者更會向莊國榮獻花。」

犧牲感情仍然要堅持說真話

「知識分子跟狗一樣，忙得要死卻沒有什麼作用」，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張茂桂的看法，一開始讓大家嚇了一跳，後來卻讓不少人心有戚戚焉：「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其實是有條件的，政府對高等教育投資不足，知識分子在大環境感受全球評比的壓力，小環境則受到升等、續聘的壓力，這些都規訓了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沒有尊嚴，也沒有優越的條件可以進行批判。」

看到大家對於知識分子角色愈來愈嚴厲的反省，當過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知名作家、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跳出來「自首」。「我是黑名單人士、深綠背景，南方朔說他忍了兩年，我則是忍了四年。我本來以為政黨輪替會讓社會更開放，結果卻是比過去還封閉，變成假本土之名進行思想檢查。民進黨會變成這樣，我也是共犯。」

儘管如此，陳芳明強調，知識分子仍然必須發聲，因為「不能讓未來政治領導人犯相同的錯誤」，也因為「知識分子不能放棄大格局的想法，以及作夢的能力」。

他很誠懇地自我分析：「如果說我變了，那是因為我脫離了深綠思考方式，更加了解台灣社會；如果說真話會犧牲朋友感情，我仍然堅持說真話，不然只能和稀泥過日子。」

這一席話，與會者頗為動容，激盪出更多對於知識分子定位的反思。前政大校長、著名傳播學者鄭瑞城在總結時有感而發，「知識分子就是在追尋烏托邦。只要抓 對議題、用對方法、夠認真，就會產生力量，像黃武雄（台大數學系教授）當年發動四一○教改行動就是很好例證。」

追尋烏托邦發動新公民運動

香港城市大學傳播研究中心所長李金銓則強調，知識分子的考驗是「當前社會面臨的已經不是是非觀念問題，而是專業技術問題；因此應該提倡低調的專業精神，甚至結合消費者等社會實踐力量，發動一場新公民運動。」

在盍各言爾志的互動氣氛中，午后陽光早已轉為昏黃夜色，與會者仍然試圖為知識分子的角色尋找出路。這場「草山論劍」既為時政把脈、更是自我檢視，這群仍然以國家社會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彷彿又重回年少時代想要改造社會的輕狂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