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辦「面對公與義-台灣的社會發展與變遷」座談會
過去八年,知識分子為何都不見了?
冬日午后,陽光從透明天窗灑進地下會議室,十九位重量級知識分子難得齊聚一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思考如何回應這項既關鍵、又尷尬的重要課題。關鍵,是因為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應該提出答案;尷尬,則是因為台灣社會已經等待了八年。
他們當中,有的人是中研院院士,有的人是知名評論家;有的人當過教育部長,有的人當過大學校長;有的人來自香港,有的人來自中南部。大部份與會者是幾所國立大學與中研院的學術菁英,在不同社會科學領域都是響噹噹的要角。
知識分子的心頭有兩朵烏雲
這是「面對公與義──台灣的社會發展與變遷」研討會場景。二十幾年前,余英時、林毓生、金耀基、胡佛、葉啟政等十九位海內外知識菁英,曾經在宜蘭棲蘭山莊討論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此次「棲蘭會談」變成了「草山論劍」,大家一起在陽明山中國麗緻飯店「閉關」,逼自己面對問題。
「當前台灣知識分子心頭有兩朵烏雲」,台大政治系教授朱雲漢開了個頭,也賣了個關子。他所說的烏雲原來是「第一,面對今日台灣的政治大毀壞,知識分子相當無奈;第二,面對今日台灣的社會集體焦慮,知識分子也相當茫然。」進一步分析,解嚴前知識界衡量「進步」與「落後」的歷史座標是明確的,知識分子比較容易產生共識,對於民主改革充滿了樂觀的想像,現在卻逐漸失去方向感。
自動邊緣化一忍就忍了八年
江湖上人稱「老夏」、具有左翼色彩的台大城鄉所所長夏鑄九,把問題講得更白:「在座很多人,過去在民主化過程中都幫忙搖旗吶喊,現在本土化逐漸傾向排外主義,卻面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噤聲,左派知識分子尷尬的局面」。他強調,「這是公民社會的悲哀。」
寫了一輩子評論的南方朔認為,知識分子對於理想愈來愈懷疑,所以愈來愈犬儒,甚至「自動邊緣化」,使得知識分子明顯出現「空窗期」。更麻煩的是,許多知識分子過去和民進黨人士一起對抗威權,因此過去這幾年出現「感情的障礙」,怕批評認識的人會傷害感情,「這樣一忍就忍了八年」。
「莊國榮(教育部主任秘書)拆除大中至正牌匾的談話那麼離譜,為什麼沒有知識分子出來罵?」比較年輕的台大政治系教授江宜樺先丟了個問題,然後自己提出 答案:「因為反對黨一定先跳出來謾罵,如果知識分子進行批判,馬上就會被載上泛藍打手大帽子,讓自己失去格調;知識分子罵了不但沒用,而且還會有反效果,執政黨支持者更會向莊國榮獻花。」
犧牲感情仍然要堅持說真話
「知識分子跟狗一樣,忙得要死卻沒有什麼作用」,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張茂桂的看法,一開始讓大家嚇了一跳,後來卻讓不少人心有戚戚焉:「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其實是有條件的,政府對高等教育投資不足,知識分子在大環境感受全球評比的壓力,小環境則受到升等、續聘的壓力,這些都規訓了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沒有尊嚴,也沒有優越的條件可以進行批判。」
看到大家對於知識分子角色愈來愈嚴厲的反省,當過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知名作家、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跳出來「自首」。「我是黑名單人士、深綠背景,南方朔說他忍了兩年,我則是忍了四年。我本來以為政黨輪替會讓社會更開放,結果卻是比過去還封閉,變成假本土之名進行思想檢查。民進黨會變成這樣,我也是共犯。」
儘管如此,陳芳明強調,知識分子仍然必須發聲,因為「不能讓未來政治領導人犯相同的錯誤」,也因為「知識分子不能放棄大格局的想法,以及作夢的能力」。
他很誠懇地自我分析:「如果說我變了,那是因為我脫離了深綠思考方式,更加了解台灣社會;如果說真話會犧牲朋友感情,我仍然堅持說真話,不然只能和稀泥過日子。」
這一席話,與會者頗為動容,激盪出更多對於知識分子定位的反思。前政大校長、著名傳播學者鄭瑞城在總結時有感而發,「知識分子就是在追尋烏托邦。只要抓 對議題、用對方法、夠認真,就會產生力量,像黃武雄(台大數學系教授)當年發動四一○教改行動就是很好例證。」
追尋烏托邦發動新公民運動
香港城市大學傳播研究中心所長李金銓則強調,知識分子的考驗是「當前社會面臨的已經不是是非觀念問題,而是專業技術問題;因此應該提倡低調的專業精神,甚至結合消費者等社會實踐力量,發動一場新公民運動。」
在盍各言爾志的互動氣氛中,午后陽光早已轉為昏黃夜色,與會者仍然試圖為知識分子的角色尋找出路。這場「草山論劍」既為時政把脈、更是自我檢視,這群仍然以國家社會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彷彿又重回年少時代想要改造社會的輕狂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