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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理性・求進步
對比這些先進國家，台灣的《中央銀行法》將物價穩定、金融穩定、健全銀行業務與匯率穩定並列為央行目標，並加上「於上述目標範圍內，協助經濟之發展」的字眼。此外，由於央行被列為國營事業單位，必須依《國營事業管理法》賺取盈餘、充裕國庫。在任務多元，且物價穩定未被列為首要職責的情況下，企求台灣央行的獨立性，本就是既欠缺法理依據、亦不切實際的奢想。
「自動化勞動稅」的問題不是稅率訂多少，而是無法界定「誰被取代、取代多少、該課多少」。制度設計已寸步難行，更深層的矛盾還在後頭。歐洲議會在二○一七年即曾研議對機器人課稅，以減緩自動化速度；然因憂心扼殺會員國技術創新與產業競爭力，最終遭否決。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案修改法律，可以將立法院的修法程序視為過場嗎？收到行政院修法議案的立法院，也該將修法程序視為過場嗎？都不應該！台灣是個民主社會，此中涉及民主社會的一項根本問題：民主國家誰才是立法者。是法務部？是行政院？都不是。
整體而言，政府推動的這項新管制，本質上是以犧牲部分中國市場的彈性與短期合規成本，來換取台美戰略互信與高科技供應鏈的長期安全，代表此為一場地緣政治下的生存抉擇，台灣半導體業恐將從過去純粹的商業邏輯，加速轉型為更具韌性、更強調地緣政治合規的國際科技陣營成員。
所以未來最可怕的，或許不是「我的主管不是人」；而是有一天，整個世界都開始崇拜機器的效率，卻遺忘了人的溫度；是ＡＩ愈來愈會思考，人類卻愈來愈停止思考；是人類在追求效率的過程中，逐漸失去情感、價值與靈魂。
如何善用ＡＩ，則是要人類用智慧來引導；ＡＩ可以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與建議，但還是要由人來做出最終的決定，否則應用到錯誤的方向將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ＡＩ價值學」是以王道精神為核心，這正可補上ＡＩ時代容易只重效率、忽略人與社會代價的盲點。
台灣現在需要的不是一座新的「學術聖殿」，而是教育和人才的全面戰略改革。諾貝爾獎固然值得追求，卻從來不是政策指定或短期衝刺即可產生；真正能孕育世界級科研成就的，是長期穩定的教育基礎、自由開放的研究環境，以及厚實完整的人才庫。沒有這些，再多的菁英計畫終究只是空中樓閣。
正常的市場競爭，是透過技術創新與服務升級創造價值，進而增進整體市場的福祉；然競租者追逐的卻不是市場上的成功，而是政治上的特權。目的無非是促使政府動用公權力，使其得以透過特許、專賣或法規壁壘，攫取超額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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