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需戰略改革 而非新學術聖殿

台灣現在需要的不是一座新的「學術聖殿」,而是教育和人才的全面戰略改革。諾貝爾獎固然值得追求,卻從來不是政策指定或短期衝刺即可產生;真正能孕育世界級科研成就的,是長期穩定的教育基礎、自由開放的研究環境,以及厚實完整的人才庫。沒有這些,再多的菁英計畫終究只是空中樓閣。

教育部近日研擬成立「台灣高等研究學院」,由台大、清大陽明交大與成功大學聯合招生,並規畫增設「科學實驗中學」,希望集中資源培養頂尖科研人才,甚至以未來卅年增加數名諾貝爾獎得主為目標。構想看似宏大,但若冷靜檢視台灣當前高等教育與產業現況即可發現,台灣真正迫切的並非缺少新的菁英研究機構,而是整體人才「量」與「質」的雙重不足。

近年來台灣少子化狀況日益嚴重,學生人口逐年下降;再加上教改後自然、數學、理化課程時數減少,學生STEM基礎能力亦受影響。如今台灣面臨的危機是理工人才不足與人才外流。半導體、AI、資通訊、生技、能源、精密製造等產業,都面臨工程師與科研人才短缺的問題,不只是高階研發人才難尋,中階技術人才與基層工程師同樣嚴重不足。

一個國家的科技實力,不能只建立在少數明星學者或諾貝爾獎得主身上,而必須仰賴大量穩定的科研、工程與技術人才共同支撐;今天台灣最大的問題,是整體人才金字塔不夠厚實。更值得憂心的是,台灣高教資源本就有限,許多地方型大學與技職體系長期面臨經費不足,教學與研究能量逐漸弱化;然政府近年的做法,往往是以設立新平台來回應問題。例如,為補足半導體人才缺口而成立「半導體學院」,其功能卻與大學理工學院重疊,且未能改善STEM人才不足的問題。

同時,台灣高等教育經費不足已是事實,如今要成立「台灣高等研究學院」,勢必又進一步將有限資源集中於少數頂尖大學。當資源過度集中於頂端,其他大學、技職體系、基礎教育獲得的支持便愈發有限,長期下來不僅加劇高教失衡,也壓縮基礎科學、一般工程教育、跨領域人才的培育空間。國家需要的不是少數「明星機構」,而是一個完整、均衡且厚實的人才培育體系。

事實上,目前的高等學術機構就是雙軌併行。中研院成立之始,即是為了彌補早期大學研究能量不足問題,故特別成立直屬總統府的研究機構,在資源競爭上具備制度優勢。但隨著高等教育成熟,其研究功能與大學已高度重疊,許多研究計畫仍需仰賴教授和學生參與。

這些研究人才、設備與經費,本質上皆來自同一套國家資源體系;在資源有限下,早有整併中研院的提議。即保留院士制度的榮譽性與諮詢功能,將研究機構「解甲歸田」、回歸大學體系,達到「藏富於學界」的效果。如今政府卻要再成立功能相近的高等研究學院,其功能及效果確實值得重新思考。

台灣現在需要的不是一座新的「學術聖殿」,而是教育和人才的全面戰略改革。諾貝爾獎固然值得追求,卻從來不是政策指定或短期衝刺即可產生;真正能孕育世界級科研成就的,是長期穩定的教育基礎、自由開放的研究環境,以及厚實完整的人才庫。沒有這些,再多的菁英計畫終究只是空中樓閣。

因此,台灣更應重新檢討現有科研與高教制度的整合;增加教育經費、優先提高學生投入STEM領域的意願、改善教授與研究人員待遇、減少學術行政負擔、強化技職教育與產業連結,並擴大整體科研人口。把有限資源投入整體人才培育,全面提升STEM教育的質與量,這才是台灣未來競爭力的根本。

王伯元

王伯元,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學士,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物理碩士、博士。深耕高科技產業與創投領域逾50年,現任中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榮譽董事長暨共同創辦人、怡和創業投資集團董事長、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曾任台灣創業投資商業公會理事長、台灣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全球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IBM資深主管。2012年獲頒台大物理系傑出校友,2013年獲第七屆潘文淵獎,2020年獲哈佛商業評論台灣CEO獎項。致力推動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科技創新轉型,並促進產官學研交流合作。

相關專欄

日前受邀參加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主權基金研討會。會中幾位專家都做了專題演講,都認為主權基金的成立,資金來源並不成問題,...
遠見雜誌於去年底做了一項亞洲五地(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十八歲以上華人民眾的民心動態調查,想了解他們對自己國家的看法,...
中國大陸在二○一五年提出「中國製造二○二五」計畫,準備以卅年時間,讓中國從世界工廠晉身為世界製造強國。這十年來雖然受到中美關係惡化的影響,...
繼《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作者艾利森博士在《國家利益雜誌》發表一篇文章,從奧林匹克運動賽之獎牌數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