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承泰／改革與除魅之間

話說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正進行解嚴後最盛大的遊行；教改團體以「為下一代而走」為主題，成千上萬家長帶著子女上街頭，這是台灣史上頭一回，當時被稱頌為最成功的一場社運。

當天我沒參加，正巧報紙刊出我的投書提醒大學擴張需注意人口趨勢，不要盲目增加或升格，而應以發展特色為重。顯然，我的提醒被潮流淹沒！如今大家都了解人口因素對於教育發展的重要。弔詭的是，當時教改論述，多為大學教授拿國外先進國家例子，凸顯台灣高教之不足。

當時家長多為戰後嬰兒潮，他們求學時台灣教育資源相當稀缺，大班大校與慘痛升學競爭，是這群人共同記憶。到一九九○年代，他們子女為升高中與大學正展開激烈的競爭；儘管彼時台灣各級學校已增加不少，但除聯考壓力，也因升學人口數量多，升學機會仍相當吃緊。在一批有國外留學經驗大學教授帶領下，「廣設高中大學」與「小班小校」訴求，打動廣大的嬰兒潮世代，遂爭相為其子女請命。

當時我察覺一九九○年代出生數，就比當年考高中大學者（一九七六至八○年間出生）每年減少約十萬人，廣設高中大學訴求並無法紓解當下升學人口，而應是一九九○年代後出生的人，況且生育率還會繼續下降。於是我婉謝教改團體邀請，沒有加入遊行，反而投書「唱反調」。

「四一○」後行政院隨即成立「教改審議委員會」，由中研院李遠哲院長領軍。我有幸參加並有機會提出看法，可是並未被重視。「總諮議報告」不見人口因素考量，高教擴張如脫韁之馬，人文社會增加尤為快速。

到廿一世紀初，我國高教「淨在學率」達五十％，大學仍在擴張；我在報上投書從提醒轉為批判，指出大學擴張是迷思，改善階級複製與城鄉差距，才是當務之急。二○○六年大學招生首度不足，教育部終於喊停，但大學畢業生失業率也衝上第一。

期間，二○○三年，黃光國教授領導的「重建教育連線」，針對教改亂象提出「萬言書」；我加入連線，同時出版「十年教改為誰築夢？」一書分析人口趨勢，並指出高教擴張已開啟危機。至今廿九年了，年輕人進大學已相當普遍，國人具大專學歷占比也居世界前茅。我不知這段時間以來國家競爭力提升多少？卻見大專院校一間間關閉。當初廣設高中大學，也成政府的燙手山芋，至今仍無有效辦法遏止崩盤。

回顧這場社運，教育擴張主張是出自對下一代的善意，希望能打通升學瓶頸，這樣的改革有錯嗎？筆者認為，關鍵在於人們常將自身經驗投射下一代，不希望下一代重蹈覆轍，以為在善意下，必能為下一代做些正面事。

當年我在書中即提出「時空錯置」觀念，意指父母將其過去求學經驗，熱心地投射到其子女身上，以為在進行「改革」，其實是在驅自己內心的「鬼」。作為家長，有此想法無可厚非，但作為政策即應謹慎，不是光拿先進國家來比，也應看看國內人口趨勢。

很嘲諷地，當今有多少政治人物，以為身負為民除魅大任，卻未察覺自己仍困在過去夢魘中？殊不知這些除魅作為，才是後人夢魘！

（作者為台大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