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家分析 百病叢生誰該負責?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進入後期,經濟復甦成為關注焦點,然而全球能源卻屢傳短缺和價格飆漲問題,甚至可能延續至2030年,恐將導致通膨進一步惡化;根據預測,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較去年大幅減緩,甚至陷入衰退,台灣也難獨善其身。對於難解的經濟現況,到底誰該負責?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對於這些議題有他獨到的看法。
作者:迪頓
隨著2023年展開,顯然更多人對民主資本主義失去信任。當前經濟百病叢生,經濟學家應負多大責任?
2010年奧斯卡得獎紀錄片《黑金風暴》把我們這些經濟學家描繪成只關心個人財務利益的惡棍,以及為豐厚酬庸當富人的說客和辯護者。經濟學家常披上專家的斗篷,對自己不夠格評論的政策說三道四,
結局變災難可想而知。
即使如此,批評者指稱我們仍對經濟政策保有極大影響力,持續釀成害。然而,是要怪罪一小撮人,或者經濟學缺陷很深,以致不斷引人入歧途?
我傾向第二種假設。美國的民主資本主義只嘉惠少數人。2008年金融海嘯及其衝擊證實,所謂「讓金融家變富有對人人都有利」的說詞是謊言。期間,教育程度較低的民眾絕望之餘轉向民粹主義,對見死不救的政治體制表示抗議。
多數經濟學家都未料見那場金融危機,有些人甚至是幫兇。畢竟他們以全球化和科技變革倡導者自居,而那些趨勢讓少數金融業和企業菁英致富,把所得和財富從勞方重分配給資方,摧毀數百萬個工作,導致社區及居民的生活空洞化。
我的同事布蘭德擔任公職和公共政策決策經歷豐富,他說政治人物很少按經濟學家的建議行事;經濟分析對他們的用途,好比街燈對醉漢的功用:提供支持,而非照明。即使研究精闢,也可能遭選擇性濫用。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佛曼也不認為經濟學家影響力太大,宣稱「要擁有傳聞中這一行的影響力,唯有夢裡找」。
我相信布蘭德和佛曼所言正確,但未必總是如此.1999至2001年,桑默斯在柯林頓政府擔任財長時,運用智力、知識和說服力,鬆綁了對國際投機資金流動、衍生性商品和其他較奇特金融工具的限制。當時,布蘭德、史提格里茲等經濟學家都強烈反對。許多人日後指稱,那些改變導致亞洲金融風暴和全球金融海嘯。
更早時,時任美國財長魯賓、副手桑默斯和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獲選為時代雜誌封面人物,稱三人組成「救世委員會」。那時代對多數經濟學家的褒多於貶。我們多少接受一個觀念:現代經濟學賦予我們工具,掃除昔日限縮成長的法規限制。我想,現在是該認錯的時刻。
凱因斯對經濟學家影響力的看法不同。他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不論是對或是錯,影響力之強,超出一般人認知。」注意「錯」這個字,歷久不衰的不只是正確的理念。
右派經濟學家可能看不出市場有缺陷,左派也許有盲點,看不出政府有缺陷。依我之見,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格局有限。經濟學原奠基於對人類福祉的研究,如今卻偏離根本。沈恩指出,自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把經濟學定義為「將稀少資源在各種競爭用途之間作分配」後,就走偏了路,日趨狹隘。
20世紀初經濟學家皮古寫道:「經濟學的開端不是好奇,而是肇始於社會熱忱,對窮街陋巷汙穢不堪、對枯萎生命鬱鬱寡歡的反叛·」經濟學的目的,是要了解什麼因素導致那些與貧困與剝創為伴的汙穢與寡歡,並設法排除。凱因斯《一般理論》提供很好的總結:「人類的政治問題是如何結合三件事:經濟效率、社會正義,以及個人自由。」
我們似已放棄後兩項。金錢不是衡量人類福祉的唯一標竿。我們必須更熟習社會學家的思考方式,最重要的是,多花些時間與哲學家相處,重新溫習曾是經濟學核心的智識領域。
(作者AngusDeato是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 / 編譯湯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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