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產業結構困境--荷蘭病與台灣病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影響一國產業的因素甚多,這些因素的重大變化都會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動。因此產業結構變動乃是常事,經濟學很少去談論產業結構「失衡」的問題;少數的例外之一,是當影響因素的突發性變化,對一國各項結構面形成重大衝擊,政府為免經濟陷入動盪,不能不討論如何因應之問題。

產業結構鉅變導致經濟動盪之顯例,就是所謂的「荷蘭病」。該病指的是荷蘭在1960年代發現天然氣,於70年代大量開採並予出口,以致外匯收入陡增,貨幣大幅升值;而且能源產業快速成長,吸收大量勞動、資本與土地等生產資源;再加上國人與政府將驟增的所得與稅收多用於增加支出,以致國內物價大幅上揚;三種因素共同導致非能源產業的國內與國外競爭力鉅降,最終荷蘭經濟陷入衰退的現象。

荷蘭病是因發現天然氣令國家突然致富所導致。歷史上雖有不少國家也染上這種荷蘭病,但也有少數國家成功擺脫此病;挪威是常被提及的範例。

挪威受惠於石油與天然氣的開採與出口,在1970至80年代也曾飽受荷蘭病之苦,但在1972年成立國營石油公司,並於1990年設立主權基金,將大部分石油外匯收入存入基金,主要用於對外投資。自2001年起,且規定政府原則上每年只能動用基金對外投資之孳息作為國內支出用途。這些作法一方面免除石油外匯收入原將導致的貨幣升值,二方面也排除了石油收入若直接被用於國內支出,所可能造成的國內物價上漲。

台灣的產業結構也曾發生重大變化。1980年代末期的傳統產業出走,迫使台灣尋求「產業升級」,由勞動密集走向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發展道路。其後,ICT等高科技產業在政府提供融資、土地與稅制等方面的輔導協助下快速興起,其占國內產值與出口的比重逐漸上升。在2020年COVID-19爆發,且中美兩國展開爭霸戰之後,台灣的半導體與ICT的生產與出口猛增。2024年起AI的崛起,更是帶動國內相關供應鏈的猛爆性成長。

不過,相對於ICT產業,台灣其他製造業的成長趨緩,甚至式微。再加上ICT的出口暢旺,導致貿易出超快速增加,對新台幣形成相當大的升值壓力。故而國內自2010年左右起,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否過度集中於這些產業,以及會否發生荷蘭病的質疑開始出現,且聲浪逐漸升高。

在此期間,央行在2000至2009年,為了協助出口與經濟成長,藉大量買進外匯阻升新台幣,其強度甚至還導致新台幣的名目有效匯率指數一路下滑(代表新台幣貶值),雖然在隨後的2010至2021年,央行在國內外壓力下,放鬆買匯力道,令新台幣名目有效匯率走升,但仍相當程度緩和了新台幣的升速。央行此一買匯阻升的動作,雖然適時抑制了「匯率升值」此一生成荷蘭病的主因,但是它也擴大了貿易出超,加上央行對買匯所釋出的新台幣資金未予積極沖銷,也衍生出了國內資金過剩、利率走低、房地產與股票價格大幅上漲、所得與財富分配惡化、經濟成長果實未讓全民普遍分享等《經濟學人》雜誌所稱「台灣病」的諸多「病症」。

此外,近幾年AI產業鏈的爆發性成長,也助長了「K型經濟」的兩極化產業發展型態。其背後所顯現的是上行產業吸取了大量生產資源,同時擠壓了下行產業的生存空間,而這也正是荷蘭病的另一症狀與導因。復以,AI供應鏈的發展所帶動台灣的亮麗經濟成長率之好處,並未讓國民普遍共享,因此台灣目前可謂荷蘭病與台灣病的病癥並陳:產業發展兩極化是荷蘭病;經濟成長果實分配不均則屬台灣病。

2022年以來,央行已甚少買匯干預匯率,因此台灣目前欲紓解上述病狀,政策方向主要應是自正蓬勃發展、獲利甚豐的產業收取部分盈餘,然後將之一部分透過所得移轉與社會福利、濟助等措施,分配予未分享到經濟成長果實的民眾與弱勢族群,另一部分則用於輔導目前陷入困境,但仍具發展潛力的產業,以及發展新興產業。在如何運用收取到的盈餘方面,各政黨以及學者專家雖然難免會有見仁見智的爭論,但問題相對較好處理;較大的挑戰,可能是在如何收取盈餘方面。

上述挪威將石油收入存入主權基金,對外投資,然後將基金孳息作為政府支出的財源,是其避開荷蘭病的主要手段。此作法之所以可行,主要是得力於石油公司是國營,其收入歸政府所有;台灣則沒有這種條件。雖有學者專家提出對AI供應鏈等上行產業課徵出口稅之擬議,其可行性須以這些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相當程度的獨佔性為前提;否則其出口價格因出口稅轉嫁而上揚,必將損害其競爭力。政府另立資本利得稅專法,對資本報酬率超過某一比例者加課某一利得稅率,或許是另一可以考慮的方案;而這也是美、日、韓等國目前正在考慮中的政策選項之一。

許嘉棟

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博士  現任台灣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東吳大學辜濂松先生紀念講座教授、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 曾任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中央信託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董事長、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副總裁、中央經濟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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