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憶如/淨零排放目標下 綠色金融更形重要

                       俄烏戰爭後,戰火循著能源及糧食供應鏈燒向全球,也讓日益嚴重的通膨問題雪上加霜。

金屬及農作物價格之外,原油及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價格,同步因為供需失衡而大幅飆漲;綠能的發展在此背景下,不但更具條件,也更見需求。

去年十一月,由全球近兩百個國家經過十五天談判後,達成「格拉斯哥氣候協定」,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提及化石燃料議題的聯合國氣候協定;這個協定也對未來世界的能源轉型走向,造成關鍵影響。

相較於上回(二○一五年)的巴黎協定,格拉斯哥協定更進一步提高目標,訂定本世紀結束前的全球均溫,相較於十九世紀工業化前的氣溫增幅,應小於攝氏一點五度(而非攝氏二度);而為了達成目標,巴黎協定中原定二○五○年前須達到的「淨零碳排放」,也因此改為更加嚴峻的「淨零排放」:也就是不僅是二氧化碳,更是所有例如甲烷等溫室氣體排放量,都要達到淨零的標準。另外,自巴黎協定後,原本在二○一九年底前有六十七個國家宣布承諾「二○五○淨零碳排」,但現在已增加至一百三十六個國家承諾格拉斯哥協定的「二○五○淨零排放」。

歐盟去年首度提出「碳邊境調整機制」(俗稱碳關稅),預計將針對在原產地「不須負擔碳排費用」的進口貨品,徵收碳關稅;規畫自明年開始試行,二○二六年起全面生效。此碳關稅的規畫,雖然尚未完成立法,但例如美國等其他許多國家,也都已紛紛熱烈響應中。此外,許多國際大廠近年來陸續設下要求其供應鏈廠商的「百分百綠電」規範;台灣若無法加強發展綠電來源,勢必衝擊相關產業在國際供應鏈中的地位。綠能及減排,也因此已不僅是單純的能源轉型或環境保護議題,更是台灣出口產業是否持續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生存議題。

但問題是,不論是再生能源或減排的投資,以及進行碳排查或碳驗證等行為,都需要相當一筆經費;若期待台灣的產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能夠積極投入,金融的支持,也就是綠色金融,因此更形關鍵。

一般而言,凡是協助企業適應氣候變遷,達到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各種資金安排,都屬於綠色金融的範圍;包括綠色投融資、綠色債券、綠色股票基金、綠色保險,以及一些綠色衍生性金融商品等。

國際上,從事綠色活動的最大宗資金來源,仍屬綠色債券。全球第一檔綠色債券,是由世界銀行在二○○八年發行,自此成長極為快速;穆迪信評估計今年全球綠色債的發行量將達七千七百五十億美元,為今年估計一兆三千五百億美元永續債券發行的最大項目(永續債券包括綠色債券、社會責任債券及可持續發展等ESG債券)。

另外,全球綠色債券的發行單位包括國際機構、各國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機構及企業等;其中尤其若為政府的發行,更能減少「漂綠」的疑慮。國際上,政府相關單位的發行數量占比也高達百分之三十六;例如美國去年發行了二百一十八億美元的「地方政府綠色債券」,用以支持綠建築、水資源投資、大眾運輸、綠色能源等建設。相較於台灣迄今僅累計發行八十檔綠債,且多數為金融機構或少數幾家企業所發行;政府的角色,應可加強。

(作者為香港北威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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