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央行政策納入氣候變遷 大勢所趨

近年來，氣候變遷成為全球各地頻傳重大天災的緣由，相關損失的嚴重程度和影響時間的不確定性，亦成各國經濟與金融風險的來源。

對此，以維持物價與金融穩定為使命的各國央行，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應扮演積極角色或保持觀望、是否應把氣候變遷納入貨幣政策的思考架構，專家學者見解各異，但已有愈來愈多的央行關注這項議題。這點從「綠色金融行動網絡」（NGFS，由主要國家央行及監理單位組成）的會員數大增，由2017年12月成立時的八個創始會員，增加到今年6月底的95個會員，即可得見。

就主要央行來說，英國央行、法國銀行已先後就氣候變遷風險或損失，對本國金融機構進行壓力測試；歐洲央行預計將在2022年對銀行應對氣候相關風險策略及計畫進行全面審查；日本銀行擬提供零利率資金給對氣候變遷領域作借貸、投資的金融機構；美國聯準會也成立氣候監督委員會，責成金融機構提升對惡劣天候事件的意識和適應力，並要求其提供緩和氣候變遷風險的應對措施。

同時，隨著氣候變遷相關資料漸漸豐富，總體經濟計量模型已可將氣候變遷因素納入，對氣候相關投資效果的衡量更具合理性，許多研究結果也證實，這些投資可在不損及報酬下，增強金融體系對氣候變遷的韌性等，均使氣候變遷因素納進央行政策考慮變得可行。聯準會等主要央行亦開始以身作則，如央行購買企業資產時，可挑選在氣候指標上表現較佳的企業，或拒買產生較多二氧化碳的資產或企業；可改變銀行擔保品價值計算的規定，大幅度調低碳濃度較高擔保品的估值，進而影響其擔保價值及可貸款的額度；可對達到特定氣候指標的銀行或定期揭露氣候風險的銀行，給予較低的再融資利率優惠，商業銀行也得以對綠色產業提供較低利融資。

不過，在廣泛地將氣候變遷納入貨幣政策思考架構之前，央行得先了解其對經濟影響的本質，尤其是界定氣候變遷的程度及其立即影響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為此，今年3月德國知名學者迪特里希（A.Dietrich）等人建議，捨棄直接探究氣候變遷的實際影響，改以人們「預期」氣候變遷會如何影響其生命財產。他們對美國消費者進行訪查，先衡量氣候變遷對經濟短期影響的看法，發現受訪者預期氣候變遷對經濟成長造成影響的程度微乎其微，但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發生代價高昂之自然災害的可能性非常高，而這種對災害的預期將改變其資金配置行為。

誠如聯邦準備銀行舊金山分行的研究，氣候變遷是一種已知的未知（known but unknown）風險，這種風險升高將使人們增加預防性儲蓄，以便抵消或規避未來可能發生的損失。但在當前長期中性利率水準（r*，達成最大就業與穩定物價目標下，最適宜的實質利率水準）已偏低下，一旦大量出現前述的個人儲蓄行為，又將拉低r*，連帶限縮聯準會因應景氣低迷時的政策操作空間。何況，即使整體社會為因應氣候變遷，透過增加投資並朝向綠色永續經濟發展的模式，或可提升r*水準，以緩解其下滑壓力，但轉向綠色永續經濟發展的變化幅度和速度，卻又可能陷入另一個已知的未知風險。特別是當改變的幅度過大且速，反而可能給就業和物價上漲帶來莫大壓力。

無論如何，在極端氣候引發的天災頻傳下，全球主要央行審慎以對，紛紛提出相關應對措施。相形之下，台灣近兩年面臨少見的旱澇交替成災，乃極端氣候之害，更損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但我國央行不僅未加入NGFS，亦未對氣候變遷提出具體的監理政策，令金融機構無法有更積極與系統性的作為，相關的應對措施不足，倘若天災加劇，只怕屆時釋放再多的資金與急就章政策都難以收亡羊補牢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