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央行政策納入氣候變遷 大勢所趨

近年來,氣候變遷成為全球各地頻傳重大天災的緣由,相關損失的嚴重程度和影響時間的不確定性,亦成各國經濟與金融風險的來源。

對此,以維持物價與金融穩定為使命的各國央行,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應扮演積極角色或保持觀望、是否應把氣候變遷納入貨幣政策的思考架構,專家學者見解各異,但已有愈來愈多的央行關注這項議題。這點從「綠色金融行動網絡」(NGFS,由主要國家央行及監理單位組成)的會員數大增,由2017年12月成立時的八個創始會員,增加到今年6月底的95個會員,即可得見。

就主要央行來說,英國央行、法國銀行已先後就氣候變遷風險或損失,對本國金融機構進行壓力測試;歐洲央行預計將在2022年對銀行應對氣候相關風險策略及計畫進行全面審查;日本銀行擬提供零利率資金給對氣候變遷領域作借貸、投資的金融機構;美國聯準會也成立氣候監督委員會,責成金融機構提升對惡劣天候事件的意識和適應力,並要求其提供緩和氣候變遷風險的應對措施。

同時,隨著氣候變遷相關資料漸漸豐富,總體經濟計量模型已可將氣候變遷因素納入,對氣候相關投資效果的衡量更具合理性,許多研究結果也證實,這些投資可在不損及報酬下,增強金融體系對氣候變遷的韌性等,均使氣候變遷因素納進央行政策考慮變得可行。聯準會等主要央行亦開始以身作則,如央行購買企業資產時,可挑選在氣候指標上表現較佳的企業,或拒買產生較多二氧化碳的資產或企業;可改變銀行擔保品價值計算的規定,大幅度調低碳濃度較高擔保品的估值,進而影響其擔保價值及可貸款的額度;可對達到特定氣候指標的銀行或定期揭露氣候風險的銀行,給予較低的再融資利率優惠,商業銀行也得以對綠色產業提供較低利融資。

不過,在廣泛地將氣候變遷納入貨幣政策思考架構之前,央行得先了解其對經濟影響的本質,尤其是界定氣候變遷的程度及其立即影響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為此,今年3月德國知名學者迪特里希(A.Dietrich)等人建議,捨棄直接探究氣候變遷的實際影響,改以人們「預期」氣候變遷會如何影響其生命財產。他們對美國消費者進行訪查,先衡量氣候變遷對經濟短期影響的看法,發現受訪者預期氣候變遷對經濟成長造成影響的程度微乎其微,但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發生代價高昂之自然災害的可能性非常高,而這種對災害的預期將改變其資金配置行為。

誠如聯邦準備銀行舊金山分行的研究,氣候變遷是一種已知的未知(known but unknown)風險,這種風險升高將使人們增加預防性儲蓄,以便抵消或規避未來可能發生的損失。但在當前長期中性利率水準(r*,達成最大就業與穩定物價目標下,最適宜的實質利率水準)已偏低下,一旦大量出現前述的個人儲蓄行為,又將拉低r*,連帶限縮聯準會因應景氣低迷時的政策操作空間。何況,即使整體社會為因應氣候變遷,透過增加投資並朝向綠色永續經濟發展的模式,或可提升r*水準,以緩解其下滑壓力,但轉向綠色永續經濟發展的變化幅度和速度,卻又可能陷入另一個已知的未知風險。特別是當改變的幅度過大且速,反而可能給就業和物價上漲帶來莫大壓力。

無論如何,在極端氣候引發的天災頻傳下,全球主要央行審慎以對,紛紛提出相關應對措施。相形之下,台灣近兩年面臨少見的旱澇交替成災,乃極端氣候之害,更損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但我國央行不僅未加入NGFS,亦未對氣候變遷提出具體的監理政策,令金融機構無法有更積極與系統性的作為,相關的應對措施不足,倘若天災加劇,只怕屆時釋放再多的資金與急就章政策都難以收亡羊補牢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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