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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理性・求進步
太陽花學運是一場改寫歷史的運動，改寫了學運史，也改寫了社運史，更開創了以占領憲政機關為手段的新社運模式。
但既是模式，就可能出現模式效應。太陽花才撤出立院議場不到一天，就爆發上千民眾包圍台北市中正一分局事件，即是太陽花效應的立即發酵；可以預料，往後任何一場社運，都有可能受到此一模式影響。
也就是說，如果以後再出現類似大埔徵地、美麗灣開發、國光石化興建與恐龍法官判決等事件，...
極權國家領導人過世後，人民通常被迫要世世代代紀念他；但民主國家領導人過世五十年後，人民仍然熱中主動紀念他，全世界大概唯甘迺迪一人。
五十年來，回憶或研究甘迺迪的書有四萬多本；有關他的電影、電視與紀錄片也不計其數，他是學術研究與大眾文化永遠不褪流行的主題。在政治上，「甘迺迪」更是一個代名詞或形容詞，柯林頓、卡麥隆以及歐巴馬等年輕魅力型政治領袖，都被人比喻為甘迺迪。當然，他創造的「卡美樂神話」，更像亞瑟王與圓桌武士的傳奇一樣，...
總統與科員有何不同？科員謹小慎微，也拘泥於細節；但總統卻必須大開大闔，絕不能瑣瑣於國政。但馬總統對國是會議的處理，卻顯然拘泥瑣細如同科員。
馬總統的拘泥之一是拘泥於體制。他不但質疑「有現成國會，還要到體制外開國是會議，體制還要不要尊重？如果要的話，要如何分工？」同時也認為一九九○年之所以要召開國是會議，是因為當時國會未全面改選，正當性不夠，而且其目的是為了修憲。
但誰說有體制內國會，就不應召開體制外國是會議？...
舉個例子吧！立法政策上常面臨一些數字或數量的選擇問題。假設犯罪所得是一萬元，但是被抓到的懲罰是一千元，那懲罰的效果一定不彰顯。但是，如果處罰也是一萬元呢，還是不行，因為每十個只有一個被抓到，因此較好的做法是處罰十萬元。這背後所要處理的是適當嚇阻（optimal deterrence）的問題。又假設撞死人所必須賠的錢，低於撞至重傷所必須賠的錢，那麼司機在撞倒人後，便有乾脆撞死的誘因。又如果，法律規定擄人勒索，不論是否撕票，一律處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