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世界經濟面臨漫長「康復期」

《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撰文指出，後疫情時代世界經濟面臨漫長「康復期」，主要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認識到真正全球化的復甦所面臨的風險，尤其是金融風險。讓許多貧窮國家遭遇「失去的十年」是不道德的，還會加劇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威脅。政策制定者已經收到了警告。

2020年，全球90%的國家的經濟活動都出現了萎縮。這個比例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和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現在知道大流行病是一場全面的災難，它還會留下民眾整體健康狀況不佳以及社會和經濟混亂等後遺症。其中最持久的後遺症可能是經濟上的，特别是在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失去的十年」這個幽靈正逼近脆弱的國家。我們需要採取堅決的行動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見圖表）。

這就是最新一期《世界發展報告》(WDR)的主題，其標題是《為公平復甦提供資金》(Finance for an Equitable Recovery)。該報告是在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著名全球金融專家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的指導下編寫的。她指出：「2020年，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總債務負擔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增加了約9個百分點，而此前幾十年的年均增幅為1.9個百分點。51個國家（包括44個新興經濟體）的主權債務信用評級被下調。」目前，53%的低收入國家被認為面臨較高的債務危機風險。

債務急劇上升是應對這場大流行病的必需。事實上，大多數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是它們能負擔得起的貸款太少，這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帶來了嚴重後果。部分因為這個原因，新冠不僅加劇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也加劇了不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極端貧困人口一舉增加了8000萬，幾乎是一代人以來增幅最大的一次。

遺憾的是，這些損失可能會持續下去。原因之一是儘管大流行病可能正在消退，但疫苗和其他治療方法的供應在世界各地仍然極不平衡。還有一個原因是一些重要的行業，如旅遊業，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還有一個是對教育的破壞。再一個就是發展中國家很大一部分人口所依賴的小企業和非正規企業在疫情中被迫關閉。

但造成「新冠長期經濟症狀」的最重要原因可能是財務困境。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僅存在公共債務與GDP之比處於歷史高位的問題，還有其他症狀。《世界發展報告》指出的其中兩個症狀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政府拖欠債務的情況大幅增加，企業陷入困境的跡象也很明顯。

家庭、非金融企業、金融企業、政府和外國債權人的資產負債表是相互關聯的。這些聯繫一向是不透明的，但這一次是有意為之。正如《世界發展報告》所指出的，「在許多國家，危機應對措施包括大規模的緩債措施，如延期償債和凍結信用報告。」其中許多政策都是前所未有的。沒有人知道當寬限不可避免地結束時，情況會是什麼樣。但政府支持的減少加上未償債務的規模，肯定會導致不良貸款的激增。後者將削弱放貸，與實體經濟形成一個負反饋循環。在國家內部是這樣，在國家之間更是如此，除了一點——債務國無法在沒有援助的情況下處理外債。

《世界發展報告》給出的核心建議是直面壞帳問題。正如萊因哈特所言，「及早發現並迅速解決經濟和財務弱點，可以根本性地決定一個經濟體的復甦到底是強勁的還是難以為繼——或是更糟的情況，即根本不復甦。」但隨後，各國政府將不可避免地發現，部分損失將落在自己疲弱的資產負債表上，這將加劇主權債務問題。

在達成必要的主權債務重組方面，過往歷史是相當糟糕的。這一過程平均耗時8年左右。在此期間，經濟和人民都在受苦。迅速解決無法負擔的債務狀況，從而使該國恢復增長，是符合總體利益的。不幸的是，這樣做並不符合每個人的個體利益。這個問題已經變得更加嚴重，因為債權人群體構成發生了變化，尤其是今天私營部門和中國發揮了更大作用：2019年，前者持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債務的59%，後者持有5%。中國持有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債務的11%，其所持債務狀況至少必須比現在更透明。

理想情況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20年前就提出的主權債務重組機制應該已經就位。可惜沒有，所以我們需要國際組織和主要政府的勸說。從中期來看，債務合同必須比現在更加靈活。如果像現在這樣，必要的債務重組將是漫長而混亂的。

在許多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從疫情中恢復的速度將是緩慢的，因為它們缺乏妥善應對疫情的醫療和財政手段。此外，我們現在必須預期美國和其他地區的利率會上升。這幾乎肯定會導致風險利差不成比例地增加，以及資本流向逆轉。對其中許多國家來說，唯一的好消息是大宗商品價格高企。

主要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認識到真正全球化的復甦所面臨的風險，尤其是金融風險。讓許多貧窮國家遭遇「失去的十年」是不道德的，還會加劇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威脅。政策制定者已經收到了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