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樣性

從1986年,Edward Osborne Wilson在美國首次舉辦的生物多樣性論壇報告中提出「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起,二十多年來,「生物多樣性」已成了家喻戶曉的觀念。受到這個觀念的影響,近年來我不斷地與朋友談「文化多樣性」、「學術多樣性」的重要。

英文維基百科上的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生物多樣性」有種種意想不到的好處,其中之一,它是物種的安全保護。1806年,愛爾蘭馬鈴薯歉收,造成一百萬人死亡,另一百萬人移民。而這次歉收是因為當時愛爾蘭人只種兩種馬鈴薯,而這兩種馬鈴薯相當脆弱。

「生物多樣性」不但提供安全保護,也提供優選庫。為了對抗1970年代深深困擾印度稻田的草病毒問題,印度科學家從6273種稻子中,找到了一種有抗病力的品種,將它與其它稻子混種,目前正廣植到各地(《糧食危機:運用糧食武器獲取世界霸權》,(美)威廉·恩道爾著)。如果生物多樣性消失,這種機會也就不存在了。

至於「文化多樣性」及「學術多樣性」——如果這世界只有一種文化,如果每一個城市的中心地區的建築物都是一個模樣,那麼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意思?旅行要看些什麼?「大同世界」之所以可貴,除了有大同之處外,還應該有著文化的多樣性。如果能夠保持文化多樣性,那麼如果有一天主流文化失靈,也還有其他有用的資源填補上去。

記得亞瑟˙米勒(Arthur Asher Miller)有一篇短文,談到近代資本主義與電影文化,大致是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的威力下,好萊塢的電影以大卡司、大製作、大宣傳,大資本席捲了所有市場,原先那些多樣的、小成本的、藝術性濃厚,甚至帶有實驗色彩的電影,被擠到邊緣,甚至消滅。我將這個現象解讀為「藝術多樣性」的消失。

文化如此,學術也碰到類似的問題。近年來全世界的學術界都在追問何以不再出現「大師」?對於這個現象可以有許多種解釋。為了一種應有的謹慎,我只能說說我個人的想法:即近代學術過度專業化,且研究議題過度主流化,而各種指標及影響係數又更加強了這種主流化的傾向。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來連原先幾個比較具有獨立性的地區,如歐洲、日本,也被捲進這一個以美國為主的學術大流中而不自覺。全世界的學者們拼命往大流擠,如果不往大流擠,就怕自己的研究不能生存。而前述現象,恐怕與無大師的現象脫不開干係。

學術發展應該要有明顯集中的議題。世界知名的《科學》(Science)在2005年該刊125週年時,擬出二十五個人類將來最應解決的學術問題,這一工作非常有意義,可以將資源與人力引到幾個最關鍵的問題上進行攻堅。但是如果因此而抹煞了學術多樣性,卻是得不償失的事。

幾個月前,我參加一個歡迎Stanley Cohen教授的晚宴。我曾經在九年前一度與他同席,但並不認識他。然而我知道他在1970年代,因為開創基因重組的關鍵技術,把生物科技帶進一個新的時代。當天晚宴,我問他何以未曾得到諾貝爾獎?他的回答是「你是今天第六個問這個問題的人」、「請到網路上看我的口述回憶」。我因為離這個行道太遠,所以始終不曾上網看他的回憶。然而,在與他的學生談論之後,我逐漸明白他之所以能夠在那個時代有這個重大的學術創發,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因為他當時不在最主流的領域。Cohen教授的弟子告訴我,在1970年代初期,最熱門的是病毒等領域,而Cohen所做的是一個比較冷門的領域「細菌質體學」。而在當時的學術條件之下,這個冷門領域,卻反而比較有可能得到機會獲得前述的突破。這個例子說明了一件事實,學術發展要能兼顧主流的集中及學術多樣性兩件事。

接著我還要再舉一個類似的例子。我熟識一位世界知名的醣科學大師。據我所知,在化學的幾個大領域中,醣很複雜、非常難研究,而且功能不清楚,所以是一個冷門的領域。這位世界知名的學者最近在一個演講中提到,他在美國幾十年,因為所做的是冷門的領域,所以碰到許多困難。譬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補助,幾乎是所有生醫研究的主要來源,而他在升任正教授之前卻始終未能得到。所幸他曾被選為美國總統年輕學者,加上其他資源的挹注,才得以支持醣科學方面的研究,並且成為世界知名的科學家。隨著2006年人類基因定序的完成,人們對醣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醣變成一個非常熱門的領域,而且潛力無限。這個例子又告訴我們學術多樣性的重要。

在任何一個時代,當然要有幾個主流的領域,以便集中人力與資源進行突破。但是,並不是所有重大的學術突破都是線性的,有許多是「旁行斜出」,或是在與別的領域、別的線索互相交流、引會時所得到的成果。

所以把所有的資源與注意力都放在一個時代最受矚目、最主流的議題,並不是最好的理念,應該要部分集中,同時維持學術多樣性。我一直懷疑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所以迅雷不及掩耳地到來,卻極少有經濟學家預見這個危機,與經濟學發展的過度計量化、主流化、一元化,缺少學術多樣性不無關係。

許多很有特色或很好用的東西,因為某種原因(有時候是品質,有時候是時髦,有時候是太貴,而且有些時候可能只是賣得太便宜等想都想不到的理由)被市場排擠到邊緣,甚至消失的無影無蹤,人們也忘了它們的存在。文化、學術、藝術也是一樣,在「生物多樣性」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的觀念的今天,我們不能不為文化、學術的多樣性多說幾句話。

王汎森

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
現任: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曾任: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思想史、學術史及史學史研究
關心過去因政治壓力或主流論述的壓抑而忽略的雜音、沉晦不明的歷史現象或思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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