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部署是政府存在的價值與本份職責！

編按：

《工商時報》社論指出，台灣是有負責超前部署的專責機構，且在各部會也有專責的規劃單位，建議政府應有制度化、系統化、法制化的超前部署基本規範及作業手冊指引，讓各個部會就其所負責業務提出超前部署計畫落實在「資源分配」及「環境建構」上，才能給人民安心與希望。

近年來，最紅的四個字是2020年「超前部署」，2021年「校正回歸」，面對國內疫情蔓延，死亡人數不斷攀升之際，此時、我們最應該「校正回歸」的是「超前部署」。人民為什麼要成立政府、國家？為什麼要納稅給政府？是納稅人想要安居樂業，能免於國家被侵略、被種族滅絕、被病毒吞噬、被世界淘汰等痛苦，更期待能昂首闊步，自由行走於世界，被其他國人尊重。如何做到這些？在此全球競爭下，如果政府沒有「超前部署」的政策，不能為國為民規劃布局未來，做好「環境建構」，且不能在國家有限的資源下，做好「資源分配」，那人民為什麼要納稅、要受苦又看不到未來？所以人民應該要大聲的呼喚政府，「超前部署」是政府存在的價值與本份職責。

任何政策的制定，有五個階段：問題認定、政策規劃、制定、執行、評估。在選舉時，候選人對問題認定都很敏銳，此時高瞻遠矚的政治家，與短利近視的政客，一般人民是不易分辨，很容易被操控、欺騙；這兩類候選人的基本差異，在於其對公共利益、國家發展等政策之規劃與制定，是為公益還是為私利，此是判斷政策是否有「超前部署」的重要指標。超前部署有狹義及廣義之分，狹義是指單一政策，其制定過程，對於不同時期尤其是未來，有周全準備、預防，並已完成應變演練；廣義是指政策廣泛且具有全面性，包括所有施政願景、策略，未來環境的變遷及執行的掌握能力等。

孫子兵法：「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是指要以有備無患態度，應對明顯存在之威脅與風險，國防軍事要超前部署，政府各項施政也應如是；任何已規劃與制定的國家政策，只要已預備執行，就會顯現在政府預算編列、資材儲備、作業規範與應變演練等構面上。以這次抗疫防疫為例，疫情蔓延至今，已經有一年多了，各級政府預算書中，若無因應疫情可能蔓延之預算編列，恐怕沒有人會相信「超前部署」是真的在做；其次是資材儲備，要打贏抗疫防疫這場戰爭，要有事先估算與規劃的能力，估計出應儲備的資材，絕不能讓防疫工作發生缺資金、缺物資現象；此外各執行機構（中央、地方、境外、境內）要有周延完備的防疫與應變作業規範；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作業規範若未經應變演練則不知是否可行，作業規範需透過不斷的演練、檢討、精進的淬煉；以此四個構面衡量政府這次抗疫防疫工作，就知道政府此次「超前部署」是否真做了？

台灣是有負責超前部署的專責機構，在國家安全：總統府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國家發展：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且在各部會也有專責的規劃單位；例如：在科技發展，全國由科技部負責統籌規劃審議，科技部每四年會提出科技發展基本計畫，並制訂科技專案作業手冊，供各部會依此研提其相關職責領域內的科技計畫；可惜不是各個部會都有制度化、系統化、法制化的做法，所以各部會超前部署的規劃品質參差不齊，甚至沒做也沒有單位稽查；若超前部署是政府存在的價值與本份職責，建議政府應有制度化、系統化、法制化的超前部署基本規範及作業手冊指引，讓各個部會就其所負責業務提出超前部署計畫，才能給人民安心與希望。

定期選舉的民主制度，影響部會首長更迭頻率，導致不少政策缺乏一致性，較多急救性質。政府運作是由執政團隊、常任文官（公務員）、學者專家及人民團體所組成；執政團隊有行政部門首長及民意代表，他們所在乎的是人民期望、價值信念，至於政策專業則不清楚，也不很在乎；常任文官是以政策專業為取向，是政策制定「超前部署」的規劃布局者，是社會進步穩定的中流砥柱，但在定期選舉制度下，常任文官又受制於執政團隊，如果各部會機關定期性「超前部署」計畫，沒有制度又缺少法治保障與規範，讓執政團隊為所欲為，則國家將無超前部署計畫可用；學者專家及人民團體，則是以專業、價值等為主，是常任文官們規劃「超前部署」之協助者；執政團隊是政府政策的主導制定者、資源分配者，社會價值的權威者，如果執政團隊理念、道德有偏差，國家監督機構又失能，則人民只能自選自受。

綜上所述，常任文官是國家公共政策「超前部署」的規劃布局者，是社會進步穩定的中流砥柱，國家應建立對其法治保障與規範，減少執政團隊不合理的干預；並應有政策評估機制，能定期檢視各部會是否有「超前部署」計畫，且所規劃的「超前部署」政策，是否已落實在「資源分配」及「環境建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