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變了！

全球最大的資産管理公司美國貝萊德（BlackRock）掌門人拉里·芬克（Larry Fink）的一句話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經結束」。《日經》論説委員長藤井彰夫指出，由於俄羅斯進攻烏克蘭，至今的全球化已經無法持續下去。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福魯哈爾也指出，全球化經歷疫情造成的中斷後，全球精英將再次齊聚瑞士舉行世界經濟論壇，對話將圍繞對於去全球化及對其不滿展開。她強調此次的中心觀點圍繞在「讓中國與美國脫鉤是行不通的」；除非我們回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義現狀，否則我們將迎來厄運。

與此同時，美國著名智囊團「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Adam Posen）也發表了題為《全球化的終結？》的論文。這篇論文雖然在題目中加上了問號，卻同樣分析了全球化的僵局。表示全球化倒退的「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和表示全球化減速的「慢球化（Slow Globalization）」成了歐美媒體競相使用的詞語。

新興國家也置身其中的現代全球化的起點，應該是1989年柏林牆倒塌導致東西方冷戰結束，以及中國加快改革開放路線的90年代初期。

冷戰結束後，東西方的隔閡消失，人員、貨物、資金開始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動。隨著世界貿易組織（WTO）等不斷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企業紛紛瞄準全球工資最低、環境最完善的地理位置，推進了生産基地的國際化。這為俄羅斯及東歐等原共産主義陣營以及中國等新興國家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契機。

在擺脫鉅額國防費用負擔的美國，還出現了「和平紅利」的説法。從軍事技術中誕生的互聯網、全球定位系統（GPS）等技術向民間開放，成了信息技術（IT）革命的原動力。

資金也被放開，流向全世界。低通膨和低利率帶來的豐富投資資金，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率，流向世界各地。對此起到支撐作用的是軸心貨幣美元，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RB）實質上以世界中央銀行的身份君臨天下。

但隨著中美對立、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的出現，在環境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以往的全球化迎來了巨大考驗。疫情下口罩供應短缺，中國防疫措施造成供應鏈混亂，烏克蘭危機導致能源和糧食供應不穩定。

減少手裏的庫存並重視效率的「Just in Time（實時管理）」式經營抵禦危機的能力十分脆弱，因此需要在思維上轉變為防備緊急情況的「Just in Case（以防萬一）」模式。

「新版本的全球化不僅需要高效率和低成本，還需要韌性」，5月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代表戴琪在美國智囊團主辦的演講會上呼籲，全球化已經出現問題，需要進行升級。

羅夏諮詢公司(Rorschach Advisory)代表Joseph Kraft作為應對新環境的方法，提倡「分離經營」。

這是不將人才、數據、供應鏈集中在一處，而是分離開來的方法，主要目標已由原來的削減成本轉向降低風險。Joseph Kraft指出，特斯拉等美國實力企業正在美國和中國推進供應鏈分離，「在中國擴大業務的日本企業也需要儘快應對」。

國際金融世界也將改變。由於烏克蘭危機，俄羅斯被剔出美元資金結算網。自年初以後，外國投資者還加快賣出中國股票和債券。全球資金也出現了分裂的跡象。

全球治理（國際統治）的制度疲勞也很嚴重。聯合國對作為聯合國安全保障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的俄羅斯的暴行也無能為力。WTO的功能持續失靈，作為新興市場國家與已開發國家溝通渠道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建立的二十國集團（G20）首腦會議也已面目全非。

在沒有系統能將世界統一起來的背景下，有意願國家正加速進行局部聯合。美國除了日美歐七國集團（G7）外，還重視與英澳的「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以及與日澳印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

另外，美國總統拜登計劃5月下旬訪日時創建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IPEF）。而中國去年11月，申請加入由新加坡、紐西蘭等提倡的「數位經濟合作關係協定（DEPA）」。

複合世界(multiplex world)是印度出身的美利堅大學教授Amitav Acharya提倡的新型國際社會。他將世界比作在一家商業設施中並設多家電影院的多廳影院。在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動搖的背景下，預計全球化將變得更加複雜。

代表最近20多年全球化的詞彙之一是取俄羅斯、印度、巴西、中國首文字的「BRICs」。這是根據2001年高盛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發表的報告命名的一詞。他關注的不是預測BRICs的高增長，而是提出有必要建立囊括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新興市場國家的世界框架。

當藤井彰夫問吉姆·奧尼爾：如果你今天重新寫報告，你會以什麼標題來寫。吉姆·奧尼爾回答説：「全球化沒有結束，但樣子已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