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低企業稅的建制與台灣因應

據《工商社論》指出，日前G7財長開會，支持課徵全球最低企業稅，初步決議稅率訂為15％，為今年7月舉辦的G20財金部長級會議達成協議鋪路。由於受制於國際及兩岸政治現實，政府更須加倍努力，突破困局，加速簽訂租稅協定，有效加強課稅資訊交換，落實稅源與稅基掌握，並且健全防堵避稅的相關法規，同時避免雙重課稅，值得有關部門提前部署。

日前七大工業國集團（G7）財長開會，支持課徵全球最低企業（公司）稅（global minimum corporate tax），初步決議稅率訂為15％，為今年7月舉辦的20大集團（G20）財金部長級會議達成協議鋪路。而在10月G20高峰會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將會提最終報告，引導各國走向並完成立法。

回顧198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發展，跨國企業為追求稅後報酬率的極大化，紛紛將其投資及營運總部移至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各國政府為了爭取外資、留住內資，企業稅率呈現向下逐底（race to the bottom）的競爭態勢，由1980年代以前的35％左右，降至目前平均只約24％。許多國家財政收入深受影響，也造成不公平競爭局面。未來若對海外獲利所得實施全球最低企業稅，正可改變此種情勢。

在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肆虐超過一年半以來，各國政府為了抗疫、紓困、振興經濟、擴大就業等，均透過舉債方式融通各項支出，無上限的量化寬鬆（QE），使得各國原本吃緊的財政，更是雪上加霜，必然面對財政重整壓力。在此背景之下，經過美國財長葉倫振臂一呼，G7各國紛紛擊掌響應，OECD已同意開徵全球最低企業稅，用以取代原本支持而美國卻有意見的跨境數位服務稅，並能與OECD多年來防堵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EPS）的努力相輔相成。

若是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訂定在15％，而課稅對象則是鎖定年度合併營收在7.5億歐元以上的大型企業（尤其是大型科技數位軟體公司），則在捉大放小策略下，這些跨國企業必然首當其衝；亦即在低稅負地區繳納之稅少於全球最低企業稅時，其母公司必須向所在地政府補繳差額。經過OECD稅務專家的估算，預期每年可為全球政府額外帶來1,500億美元的稅收，對疫情衝擊下的財政、營造公平競爭的租稅環境，應該有所裨益。

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訂在15％，原本就屬低稅率的國家或地區，例如匈牙利的9％、澳門的12％、愛爾蘭的12.5％等，自然會對其境內投資與營運造成影響。一些被公認的避稅天堂，例如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澤西島等，更是備感壓力。香港16.5％、新加坡17％的企業稅率，或許能夠低空掠過，仍難甩掉低稅率的印象。至於提供廣泛租稅減免者，例如中國大陸、東南亞國家等，雖然正常企業稅率高於15％，但因租稅優惠（包括對研究開發、高新科技產業、經濟特區、外資企業等）的普遍存在，實際有效稅率卻低於15％，在全球最低企業稅制下，相關企業極可能面臨補稅的困局。這些受到衝擊的低稅率國家或地區，是否會妥協？還是會反彈？進而採取因應與反制之策，值得進一步觀察。

全球最低企業稅的實施，除了向低稅負的國家或地區施壓，促其因遭受打擊而改弦易轍外，對於如何掌握海外所得的課稅資料，達到實質課稅的目的，降低跨國大企業將資金滯留避稅天堂誘因，更是推動此制成敗的關鍵。因此，屬於避稅天堂的低稅負國家，必須有形、無形的有效納入最低企業稅率制的規範，實乃勢所當然。

面對即將到來全球新稅制的衝擊，台灣很難置身事外，可從國內稅制及跨國企業課稅等方面來檢討，以期有所因應。目前台灣正常的企業所得稅率為20％，同時存在不少的租稅減免項目。雖自2006年開始實施「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其中包括對企業的最低稅負制，是將一些租稅減免項目納入稅基課稅。由於現行課徵稅率為12％，仍低於前述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我國稅率未來有無調高必要，財稅當局應該未雨綢繆。

在擬議的全球新稅制下，中小企業及實質稅率超過15％的大企業，應該不用擔心此項稅制的實施。然而，除了達到課稅門檻的直接投資，且實質稅負繳納未到達15％的大型台商跨國企業，須受全球最低企業稅規範外，對於自1980年代兩岸經貿開放初期，只允許台商經由第三地區赴大陸投資，而其投資地主要是在香港、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等避稅天堂者，就需要特別注意。由於一些屬於間接投資型態的台商大型（紙上）控股公司，習將盈餘留置於第三地區規避課稅，除了在台灣須面臨即將上路的受控外國公司（CFC）課稅規定外，亦會受全球新稅制的規範；至於實際所受影響會有多大，財稅當局應該有所瞭解與掌握。

最後，由於受制於國際及兩岸政治現實，與我國簽訂租稅協定的國家並不多（僅33國），主要經貿往來國家卻都不在其內。處此情況，政府更須加倍努力，突破困局，加速簽訂租稅協定（或協議），有效加強課稅資訊交換，落實稅源與稅基掌握，並且健全防堵避稅的相關法規，同時避免雙重課稅，值得有關部門提前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