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獎法治獎大師論壇 艾克曼剖析「絕望邏輯」下的民主危機與解方

第七屆唐獎法治獎得主、耶魯大學法學與政治學斯特林講座教授布魯斯・艾克曼（Bruce Ackerman）23日在台大法律學院發表演講。艾克曼試圖回答一個問題：當平均壽命與高等教育在21世紀都取得長足進展，民主體制為何在這個時代卻面臨民粹煽動家的嚴重威脅？他提出後現代社會的「絕望邏輯」（Logic of Despair），指出化解民主倒退的關鍵，必須從制度面解決後現代公民真實的人生困境。

民主出現倒退，各國面臨憲政危機

台北政經學院講座教授葉俊榮分析，台灣、韓國、美國與多數歐洲國家雖已建立總統直選、公民投票與多元公共參與等成熟機制，但戰爭嚴重干擾日常經濟與社會文化交流；更深層的危機，則是全球多國正遭遇「民主倒退」的困境。

除了波蘭、匈牙利乃至以色列均浮現民主倒退跡象，韓國也出現戒嚴與緊急權力遭濫用的情況；台灣作為人權先鋒的憲法法庭，目前也面臨運作受限與失能的憲政困境。葉俊榮直言，這場全球民主地震的最大震央正是來自美國，這個過去被世人欽佩的民主典範，包括程序正義、權力分立與人權保障等核心憲政基石，如今在美國正面臨嚴峻考驗。

AI熱潮加劇社會裂痕

除政治層面外，葉俊榮特別點出科技發展對社會正義的衝擊。他表示，美、歐、台、韓等國都在慶祝人工智慧（AI）與半導體產業的飛躍進步與算力的快速提升。但如果我們稍微檢視經濟結構及其所處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就會發現一方面經濟蓬勃發展，另一方面，台灣也有大量民眾為了維持生計而苦苦掙扎。葉俊榮警示，資本與產業結構正急遽分化，AI 與半導體產業的快速推進，反而擴大了不平等，更對年輕世代帶來沉重的「世代正義」危機。

滿口謊言的狂人為何獲得支持？

艾克曼首先提出當代政治的一個悖論：如果回望20世紀中葉，歐美民眾的平均壽命還不到70歲，甚至半數都未能完成中學教育；然而到了21世紀，歐美與台灣等地的年輕世代，平均預期壽命可望達到90歲以上，而且半數人口都擁有大學學歷。照理說，受過良好教育、具備理性分析能力的公民，不應輕易被政治狂人或煽動家的謊言蒙蔽，然而現實卻適得其反。

艾克曼指出一項看來弔詭的現象：煽動家在21世紀贏得選舉的難度，反而比平均壽命與受教育程度較低的20世紀更容易。如果將此現象單純歸咎於「網路假訊息氾濫」，似乎缺乏說服力，現代勞工在產線或辦公室中早已不是機械化的操作員，即使在豐田汽車工作，基層與專業人員每天都在建立數學模型、進行複雜的統計分析與數據決策， 「面對電視上狂妄胡言的政客，選民在現實生活中絕不可能僱用這種人，」這群每天在職場進行理性分析的聰明人，絕非缺乏辨識能力的烏合之眾，他們的投票行為背後，必定存在更深層的原因。

人生五階段與「成就期」的困境

為解開「高學歷選民選出煽動家」的悖論，艾克曼提出後現代社會的人生五階段模型：

• 探索期（Age of Exploration，約20至30多歲）： 受惠於壽命延長與高教普及，年輕人不再像1960年代那樣，20歲出頭就急於結婚成家，而是擁有至少10年時間在全球化與多元文化中探索自我與職涯。以美國為例，初婚年齡中位數已從1960年代的女性21歲、男性23歲，推遲至推估世代的女性30至31歲、男性32歲。在2000年出生的年輕世代中，白人有50%、黑人有38%取得大學學位，未就讀四年制大學者多數也進入社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接受專門技術訓練。
• 成就期（Age of Achievement，約35至55歲）： 步入30多歲後，個人必須面臨關鍵的職涯與家庭承諾。在性別平權時代，伴侶雙方皆渴望追求事業成就，同時承擔撫育下一代的重任，導致生活承受龐大身心重壓。無數人因而遭遇職場挫敗或婚姻破裂，深陷無奈與絕望。
  尤其是性別平權時代，夫妻雙方都渴望追求事業成就，同時承擔撫育下一代的重任。艾克曼具體描繪了這個時期的困境：扣除5到6小時的睡眠後，剩下18小時必須被工作與家庭所瓜分，「當主管臨時要求你加班到晚上9點，孩子則在家中苦苦等待父母歸來，你根本無法兩全」。
• 成功期（Age of Success，約55至65歲）： 延續前期的事業與家庭基礎，面臨高階事業競爭、組織瓶頸，或與步入青春期子女的溝通摩擦。
• 成熟期（Age of Maturity，約65至75歲以上）： 退休與子女離家後，若能持續投入社區服務與公共事務可重獲生命意義，否則將面臨孤立與空虛。
• 衰退照護期（Phase of Decline，約80至90歲以上）： 身心功能隨高齡衰退，高度依賴公共照護福利或私人長照資源支持。

「絕望的邏輯」：砸碎現狀，失意者才有翻身生機

艾克曼以「絕望的邏輯」（Logic of Despair）解釋理性選民轉向煽動家的心理機制：這群深感絕望的選民心知肚明，建制派候選人的政策對國家的長遠發展或許更好，但只要現行秩序維持不變，身處困境中的自己就永無翻身機會；至於煽動家要是能夠打破現狀、甚至破壞既有的菁英文官體系與制度規則，把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通通開除，反而能創造出新的體制空缺與資源重分配契機，讓失意者看見重新開始的可能性。

艾克曼以美國為例，指出川普（Donald Trump）試圖開除二戰以來致力於聯邦監管計畫的60萬名事務官與公務員，在深感遭到體制拋棄的選民眼中，這反而意味著毀掉既有體制後，自己可能有機會分一杯羹。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則透過煽動宗教仇恨，公開邊緣化並羞辱多達3億的非主流宗教族群，藉此凝聚更多數的選民支持。

艾克曼也提醒，在美國大選當前「51%對49%」的緊繃結構下，煽動家根本不需要說服多數人，只要這群陷入「絕望邏輯」的關鍵少數選民轉向，就足以將煽動家送上權力寶座。

民主倒退的解方：解決後現代的人生困境

面對當代的民主困境，艾克曼認為「民主正透過民主機制本身走向死亡」，單純對選民說教民主價值已無濟於事，政府必須提出能切中後現代困境的實質政策。

艾克曼以法國總統馬克宏為例，中間偏右的馬克宏曾將「3歲起實施全民普及化免費幼兒照護」（Universal Child Care）列為核心政見，協助年輕父母在衝刺事業與撫育下一代之間取得平衡，從根本上減輕家庭在「成就期」面臨的生存焦慮。艾克曼強調，唯有透過這類切實改善公民日常生活困境的制度性改革，才能打破「絕望的邏輯」，防止民主體制繼續走向自我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