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讓跨國企業如虎添翼

由環太平洋12個國家參與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經過5年艱辛談判,終於在10月5日達成協議。這個體量占全球GDP五分之二、全球貨物貿易總額三分之一的巨型區域經濟夥伴協定,代表著美國試圖從開發中國家與歐盟手中,重新奪回國際貿易與投資遊戲規則制訂權的最後一搏。

由環太平洋12個國家參與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經過5年艱辛談判,終於在10月5日達成協議。這個體量占全球GDP五分之二、全球貨物貿易總額三分之一的巨型區域經濟夥伴協定,代表著美國試圖從開發中國家與歐盟手中,重新奪回國際貿易與投資遊戲規則制訂權的最後一搏。

我們可以從3個角度來評估TPP的政治與經濟意涵。首先這個巨型區域經濟夥伴協定如果通過美國國會表決正式啟動,無異敲響世貿組織(WTO)架構下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喪鐘。這個高門檻的區域經濟夥伴協定,將許多開發中國家長期排除在外。這種具有排他性與差別待遇的貿易體制原來屬於WTO架構下的例外安排,現在美國卻將其樹立為主導性、常態性的安排,等於全面侵蝕WTO的無歧視、普遍最惠國待遇的基本原則。

過去美國大力提倡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現在卻反其道而行,意謂著三件事情:第一,WTO已經成為雞肋骨,因為美國在WTO架構內已經無力主導;相反的,以印度、巴西、中國及南非為首的開發中國家,已經取得更大的發言權。

第二,美國單憑自己的市場開放籌碼,已經無法在全球多邊貿易談判中得到她想要的東西,她需要利用TPP的經濟分量與申請程序,來逼迫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逐一就範。

第三,美國決策者意識到必須重新部署對北京的戰略圍堵,以因應中國綜合國力即將超越自己的威脅。推動TPP以及推動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定,可以將美國與傳統盟邦綑綁得更緊,牽制北京推動歐亞大陸經濟共同體的企圖,並限制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晉升速度。

但是美國的戰略目標未必能實現,因為多數TPP成員都不可能割捨與中國的巨大經貿利益。只有加拿大與墨西哥對美國的貿易依賴度超過對中國大陸的。以2014年為例,澳洲與美國貿易總額370億美元,跟中國為1281億美元;紐西蘭跟美國貿易總額80億美元,跟中國是154億美元;日本跟美國2010億美元,跟中國是3070億美元。

TPP協定的背後推手是為美國大企業效命的華府遊說團體、大律師事務所與保守陣營智庫。它的指導思想是過去30年美國在全球推銷的新自由主義理念。根據這個理念所打造的全球經濟秩序,導致經濟全球化的果實由極少數跨國菁英囊括,但其巨大的風險,卻主要由經濟弱勢群體承擔,並導致各國內部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已經讓跨國企業與國際金融資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支配地位,讓極少數跨國企業菁英及其利益代理人,在世界各地取得影響國家政策、主導社會基本遊戲規則的無比權力。其結果是,主權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職能不斷被掏空。更讓在國家層次運作民主政體,普遍成為經濟巨人陰影下的政治侏儒。民主程序產生的政府既無法有效維護公民基本福祉,也乏力回應公民的政策需求。

TPP的主要目的就是進一步鞏固跨國企業與國際金融資本的主宰地位,讓跨國企業的利益可以凌駕各國的經濟、金融、勞動、環境、醫療、食安,網路監管職權之上,並逼迫各國讓渡其立法與司法主權。這是一部精心設計的,鉅細靡遺的掏空主權施工藍圖,將讓跨國企業菁英如虎添翼,可以完全確保他們對涉及經濟安全、勞動條件、所得分配、資訊流通、個人隱私、人身安全、環境品質等現代社會所有重要的生活面向各種規範與法律之主導地位。

TPP協定中的「投資人與地主國之間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簡稱ISDS)更赤裸裸的剝奪各國司法主權。過去在WTO模式下,外國公司必須遵守投資所在國的法律。一旦發生利益糾紛,所在國擁有司法裁判權。如果外資不服可以上訴到WTO,但外國公司必須通過其母國政府才能上訴到WTO,因為只有主權國家才有權提出訴訟,也只有WTO成員國才擁有解決貿易爭端機制的最終主導權,包括選擇仲裁機構的權利。

但是TPP協議中的ISDS機制則將提出訴訟和仲裁的權利從主權國家手中奪走,未來將移轉給設立在華盛頓或紐約等地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構。這類機構通常都由傾向維護跨國公司權益的律師或商務仲裁員組成,也不提供上訴機制。因此,未來TPP成員國在執行協定,或制訂相關國內法律時,會動輒得咎,到處會陷入被外資控訴並付出鉅額賠償之風險。這也必然進一步削弱各國政府對於勞工、農民、病患、消費大眾的保護職能。也難怪幾乎所有美國民主黨的國會議員都極力反對,連最有希望當選總統的希拉蕊也表態杯葛。TPP胎死腹中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朱雲漢

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科學院院士
現任: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並兼任蔣經國國際學術基金會執行長。
研究專長為東亞政治經濟、國際政治經濟、兩岸關係、民主化,以及社會科學方法論。在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長期開設「中國大陸政經社變遷」、「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及「東亞政治經濟」等課程,在大學部則教授「社會科學方法論」、「比較政府與政治」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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