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引領民主大潮的精神導師

短短3個月內，楊國樞院士、胡佛院士與沈君山校長等3位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最突出的標竿人物相繼過世，令人無限感傷。他們3位在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對台灣的威權體制鬆動、政治改革與民主轉型曾發揮極為關鍵的作用。

40歲以下的讀者大概對這3位歷史風雲人物沒有太多的印象，年輕一輩也無法想像在報禁與黨禁尚未開放的年代，少數知識菁英可以引領社會思潮、營造社會輿論，並在削弱威權當局的合法性，以及為反對運動提供論述指引與政治動員所需的社會土壤上，能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

毫無疑問，這3位之中胡佛院士更是引領台灣民主大潮的第一人。

在政治轉型的關鍵時刻，他能提供最清晰、嚴謹、完整又最有說服力的憲政論述與改革主張，從推動審檢分立、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到全面回歸憲政，他都踏在民主改革浪潮的端頭上引領後浪推前浪。

他不僅坐而論道，更起而行。他能協調與組織志同道合的學者和媒體評論家相互聲援，並在威權當局與反對運動之間積極進行穿梭、溝通與協商，每每發揮扭轉乾坤的作用。從黨外運動興起，美麗島事件，到民進黨成立，他都曾在幕後發揮避免朝野對峙走上暴力相向惡性循環的關鍵作用。

60年代他是《思與言》雜誌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成為戰後第一份不依附公家學術機構的獨立學術園地。80年代作為學院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重要輿論陣地的《中國論壇》半月刊，他與楊選堂先生是讓這個陣地發揮巨大能量的的兩位靈魂人物。他為「澄社」的關鍵發起人並親自撰寫成立宣言，但也最早察覺「澄社」可能變質為「渾社」，而不顧知己老友楊國樞院士的情面，毅然協同文崇一、韋政通、何懷碩退出「澄社」。

他在台灣學術發展環境仍相當簡陋與艱困的情況下，為華人政治學開闢了政治體系與行為實證研究的科學化道路，一手創建針對民主轉型與政治文化變遷進行定期全島調查的跨校團隊，並發展出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比較分析的開創性理論框架。他栽培了眾多日後在國際學術舞台上嶄露頭角的新世代學者，為台灣在新世紀躍升為全球民主化研究重鎮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他的巨大影響力與感染力，來自於他光明磊落的人格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因此得到各方的敬重與信任。他經歷過威權體制打壓、特務機關威嚇、各種權位與名利的誘惑，但絲毫不能動搖他對核心價值與終極關懷的堅持。

他的道德良知就像一面高懸的明鏡，折射出同時代的所有著名知識分子與政治風雲人物的本性、善惡、虛實、真偽與智愚。他往來的對象以及曾受他影響的故舊門生幾乎覆蓋台灣政治轉型期所有關鍵人物，從雷震到黃信介，蔣經國到李登輝，陶百川到孫運璿，費希平到林義雄，郝柏村到宋楚瑜，呂秀蓮到馬英九。他看盡學術界諸多浪得虛名的人文社會學者因缺乏理論自信而甘為歐美學術附庸；他看破國民黨權貴之後總是把個人短期政治得失放在首位，常為敷衍當下的民粹壓力而寧可自毀政治長城；他也看透昔日披上民主改革外衣的反對運動人士，一旦大權在握，就開始玩弄特權，搞分贓政治，甚至扭曲法治、箝制輿論、迫害政敵、操弄民粹，逐步掏空民主的實質內涵。

胡佛院士最景仰的歷史人物是孫中山先生，他高度推崇孫文一生的革命事業，以及他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做出的巨大貢獻，他也讚賞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理論。在他心目中孫中山與胡適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孫文完整地認識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三者相輔相成，均不可或缺。民族不自主自由，民權與民主憲政無所依附；不具備社會主義內涵的保障民生框架，即使形式上建立了普選與多黨競爭，民主遲早淪為資本家支配的政治遊戲。在他看來，那些不講民族自主自由而只講個人自由的學者，是脫離歷史現實的虛無主義者，甚至不自覺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買辦。第三世界的民主運動如果缺乏反帝與反殖民的歷史基因，就很容易成為霸權體系與前殖民宗主國的戰略、經濟與文化附屬品。

他最擔憂的是兩岸關係。他生於大陸，成長於八年抗戰，深知以台灣民族主義來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可能導致骨肉相殘的悲劇。他反覆告誡檯面上的政治人物，若出於自己的認同錯亂或政治計算而刻意製造台灣2300萬人與對岸13億人之間的疏離、敵意與對立，既不負責任，也極不道德。割斷與中華文化的紐帶，台灣將猶如失根的蘭花，只能隨波逐流，並任由國際強權擺布。

作者朱雲漢(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