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慧（AI）熱潮的加持下，台灣與韓國股市受惠AI熱潮屢創新高。南韓三星電子4月底公布第一季利潤創下歷史新高。然而，龐大利潤該如何分配，卻讓三星電子今年初爆發勞資衝突，凸顯AI正加劇所得差距與分配不均的問題。

這凸顯南韓半導體產業的繁榮與企業獎金正加劇勞工薪資差距，不僅讓高收入人口薪資飆升32.5%，南韓去年受薪階級收入的兩極化更創下歷史新高。相較之下，收入最低的後20%家庭平均月入僅145.9萬韓元；最高者的平均月收入為最低者的7.2倍，為兩者差距首次突破7倍，該數字在2019年第一季為6.4倍，但自2022年起已連續4年成長。

美國薪資成長 向頂層集中

AI分配正義同樣也出現在美國。據人力分析公司Revelio Labs去年12月發布統計與分析，自2023年1月以來，美國收入前4分之1的族群，薪資成長逾30%，而收入後4分之1族群僅成長10%。

報告說，AI自動化初期產生的收益不成比例壓低低收入職業的薪資成長，特別是愈來愈多的可預測、重複性工作為機器學習取代，導致雇主放心地擴編高薪員工數，卻更謹慎招聘容易為自動化取代的職位或提升其薪資。隨著AI加速普及，將進一步加劇美國經濟K型分化，薪資不平等也將顯著擴大。

吉尼係數凸顯各國貧富差距

吉尼係數是衡量一國人口財富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愈高代表愈不平等。台灣112年的吉尼係數33.9，113年34.1，也是朝著不均的方向前進。根據主計總處統計，儘管二月全體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平均數為四萬八千四百餘元，但這是被科技業大幅拉高的結果，其實經常性薪資中位數僅為三萬九千餘元，超過一半即四百萬名勞工領著實際不到四萬元的薪水，在餐飲、零售與傳統製造業中艱難求生。勞動部日前發布統計，一成七的社會新鮮人領的更是不到三萬元的最低工資，而大學畢業領最低工資者也超過一成八。

此時的台灣已呈「Ｋ型經濟」分裂：向上的那一撇，是享受全球科技紅利與資本增值的科技新貴與資產階級；向下的那一撇，則是月薪始終不到四萬元，甚至不到三萬元的基層庶民。這不僅反映了產業失衡的「荷蘭病」，國際媒體更形容為「台灣病」。由「向上的科技新貴」與「向下的基層庶民」構成的Ｋ型走勢，正撕裂台灣社會的心理防線。再亮眼的ＧＤＰ也只是少數人的盛世，對大多數民眾而言，在物價與房價齊揚下，有著更強烈的相對剝奪感。

傳產對比科技業 如平行宇宙

根據聯合報採訪報導，40多歲的葉宇耀（化名）在台灣前十大IC設計公司之一任職，談起日前三星員工差點大舉罷工事件，他坦言，在科技業，同公司不同部門的獎金差距本就極大，有些部門因AI熱潮獎金翻倍，有些部門卻幾乎無感。許多工程師都說，三星員工的不滿，肇因於AI紅利分配失衡的「相對剝奪感」。

「這真是奢侈的爭議」，政大財政系教授陳國樑指出，相較於辛苦的服務業及低薪低紅利製造業員工，台灣高薪高紅利科技業就業人數僅占製造業整體3成，顯示多數勞工仍是在傳產與中小企業製造業服務，此部分就業人數就達200萬人以上，高居製造業中的7成。製造業與服務業、或者傳產製造與科技產業這幾個平行宇宙，無情驗證台灣日趨惡化的「薪資K型化」問題。

陳國樑引用「2026世界不平等報告」，指出台灣前10%富有階層奪走48%的總所得，而後半段5成基層大眾僅分得12%，台灣財富分配不均的情形比中日韓更嚴重，「高居東亞之冠」。

若從國內生產毛額（GDP）各項指標觀察，2024年營業盈餘年增率達16.29%，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卻反其道而行，降至43.1%。陳國樑說，台灣勞動生產力自1998年以來已翻了1倍，但薪資並未隨之同步增長，不但明顯落後多數已開發國家，同期間，衡量勞工相對報酬的「單位勞動成本」還下降25%。換言之，企業帳上的資產愈滾愈大。

公司獲利大豐收 勞工吃不到

AI逐漸取代部分人力、創造更多由資本驅動的經濟價值，但企業獲利增加後，卻往往以保留盈餘形式留存在法人帳上，用於投資、擴產與技術研發，勞工未必能分享企業獲利成長成果。其中，最直接的衝擊之一便是政府稅基結構。

台灣稅收高度依賴所得稅，近年中央政府所得稅占整體稅收比重已達64.12%，營所稅與綜所稅合占比重也過半，台灣薪資所得占個人綜合所得稅所得總額比重長期高達74.2%，代表國庫收入至今仍高度依賴受薪階級。但AI取代勞動力趨勢加速，加上人口老化衝擊，台灣以勞動薪資所得為基礎的綜合所得稅稅基，未來恐持續萎縮，衝擊國庫收入。

許多學者指出，即使AI題材帶動股市蓬勃，讓證交稅屢創新高，但交易稅只對交易額課徵，持股獲利的巨額資本利得在台灣仍停徵。當科技繁榮主要反映在股價與資產增值，而非薪資成長時，現行稅制難以有效調節財富集中現象。

當企業獲利持續向資本市場或帳上集中、勞動所得占比逐步下滑，未來各國的稅收、就業與分配挑戰將日益嚴峻，對台灣而言，當AI創造愈來愈多經濟價值，人力在生產過程中的角色逐漸下降，建立在勞動所得上的財政體系，恐難支撐下一個世代的國家運作。

陳國樑示警，如今政府是透過GDP（國內生產毛額）等數據塑造「歲月靜好的桃花源」假象，其實全民都在炒股尋求焦慮出口，經濟已在危險邊緣，「如果貧窮的人不再有希望，覺得認真努力沒有結果，那就是『躺平經濟』的來臨。躺平經濟是經濟發展的終點，是民主國家發展的死路」。

促AI科技財回流社會 三策略論戰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3年前即示警：「缺乏約束的資本主義與創新，未必能提升整體社會福祉」。他的話雖不是針對AI，但同樣適用。而當AI開始取代白領，台灣政府未來還能跟誰收稅？AI對台灣勞動所得與稅收結構有哪些潛在風險？

一派以OpenAI執行長奧特曼（Sam Altman）為代表的前瞻派，主張向資本與自動化收益課稅，建立全民共享機制。另一派聚焦社會保障制度，研議對高獲利、大規模裁員企業收補償費；第三派從稅制改革切入，認為若不處理長期失衡的租稅結構，再多新稅也難改善分配問題。

這場從前瞻布局、行政救濟到體制重整的思維交鋒，正是台灣的新考題：面對AI財，究竟該開徵新型態稅負，還是補上既有制度缺口？然而，台灣部分學者對機器人稅持保留態度，認為AI不同於傳統機械設備，從生成式AI、客服系統到行政軟體，若直接對生產工具課稅，反而抑制企業導入新科技的意願，削弱產業競爭力。歐洲議會就因質疑影響創新發展，否決此提案。

政大財政系教授陳國樑就呼籲建立稅改藍圖，檢討「產業創新條例」租稅優惠及長期停徵的證券交易所得稅。另一派主張參考歐盟等國作法，提高企業利潤對社保體系的貢獻，將AI創造超額收益分配到至失業保險、職業訓練與社會福利制度。

目前內政部即研議跨部會的「自動化補償機制」，擬針對導入AI且高獲利、但大規模裁員的企業徵收自動化補償附加費，專款用於轉職訓練及失業救助，協助勞工提升與AI協作能力。但，太多專款專用的政策，是否成為不同部門的小金庫，破壞了國家整體預算管理機制的正常運作，長期是否造成失真，進而對財政收支的管理形成一個黑洞？

另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J. Shiller）提出「分配不均險」概念，主張貧富差距擴大時，國家應透過自動調整稅率或其他制度，補償受衝擊的群體。陳國樑也認同，社會保險不能只在勞工失業時給予短期救濟，而應在所得差距拉大時啟動補貼，「社會安全網不能只讓勞工苟延殘喘」，他說，「而是要活到一定的生活水準，讓貧窮者看見希望」。

(摘自聯合報專題報導)

延伸閱讀

AI繁榮背後的危機／AI紅利分享不均 動搖台灣稅基

AI繁榮背後的危機／促科技財回流社會 三策略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