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社論／解決貧富落差 對症下藥了嗎？

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2021年家庭財富差距統計，台灣最富有前20%家庭每戶平均財富，是最貧窮家庭財富的66.9倍，這則報導勾起了許多市井小民心中的痛楚：自己會不會因為全球化、科技化浪潮逐漸淪為社會底層的貧窮階級。

貧富差距擴大憂慮，是個超過百年歷史的老問題。馬克思在157年前發表資本論時即預言：資本主義經濟將造成巨富與赤貧；可是百年過去，全球經濟發達國家中產階級，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只是每當社會與經濟發生重大轉折時刻，這個鬼魅議題就會再度成為一般人對於未來的主要隱憂。

2006年大前研一出書警示M型社會即將到來，當時引起很大回響，但經濟發展與開放，是不是造成台灣所得財富M分配元凶，迄今未見客觀與廣泛探討。

首先澄清，所謂貧富差距，指的應該是財富不均而非固定所得差異。否則，一位擁有億萬資產但不工作的富翁，可能被解釋為赤貧階級，再者，經濟發展與成長並非財富分配不均的充分條件。瑞士經濟富裕，但國民間貧富差距程度並不顯著；反之，印度落後貧窮，其財富懸殊卻是世人皆知。

財富累積可能來自勞務初始所得，也受投資盈虧等二次分配影響；換言之，財富改變與不均化，並非完全起因於初始所得分配不均，更有可能受重分配機制的影響。所得分配決定於貢獻價值可取代性，重分配則較可被制度設計關係人操控，產生不符合公平正義法則之財富移轉。我們大膽假設：不公平的財富重分配制度，可能才是台灣貧富差距惡化的主要元凶。

什麼是最常見的不公平財富重分配機制？不完善的稅賦制度設計、房地產增值的不勞而獲、股市投資為資訊明顯不對稱（俗稱內線交易）、金主集體坑殺散戶，都是典型且常見的財富重分配殺手。此外特定事業（金融保險、砂石開採）持續寡占暴利，更是造就少數巨富階級的幫兇。

最近十餘年來政府因應貧富差距惡化，不知開過多少次會議研商，提出多少解決構想。究其內容不外乎兩項：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內需市場。惟如前所述，貧富差距原因並非一定來自初始所得多寡，關鍵可能在於重分配機制不公正。所涉影響不僅是經濟成長與分配議題；更嚴重的是，重分配機制已經扭曲社會公平與正義。近年來，非因個人貢獻所獲取之經濟利益，如土地增值緣自都市發展與環境優化，其財富增加須繳稅賦，卻相對個人綜合所得稅為低，難道不是貧富落差的主要元凶？

談到產業結構轉型，台灣當然需要創新與知識加值的產業結構，但創新與競爭力背後，代表著生產力與競爭力提高；換言之，如果台灣需要發展具國際競爭力產業，就該採用高效率化經營理念，但那意味著：同樣的經濟成果與產出，我們可能擇優聘僱更少的員工，初入職場的一般年輕職工也可能獲取較低薪資，但這個產業科技化與菁英化的議題卻經常為政治社會學者所詬病。難道為了解決短期失業問題，台灣真的要回到勞力密集的產業發展政策嗎？

這個問題答案顯而易見：唯有獎勵高效率與高生產力企業，提升產業長期競爭力，才是社會發展之正解；否則台灣社會最終只會得到均貧的下場。但如何抗拒短期高失業政治壓力，堅持高產出效率、具國際競爭力產業政策，考驗政府最高階層道德勇氣。

解決貧富差距惡化，絕對不是經濟與勞工部門單一的問題，徹底消除社會上存在已久、不公不義、優惠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的財富二次分配制度，才是台灣長期發展關鍵所在。在此一面向之上，國發會、財政部、內政部、金管會、公平會、中央銀行，應該擁有更重的社會責任，主動提出抑制財富重分配不公之有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