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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林毓生去世，他留下什麼啓發？

2022/11/30

當代重要思想史家林毓生，於本月22日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辭世，享壽88歲。林毓生院士對台灣公民社會的形成，有著重大貢獻，並奉獻心力於學術研究，培育並影響無數學者，其離世可謂一個時代的結束。徐瑾經紀人為金融時報中文版財經版主編，於林毓生院士生前曾多次接觸，感念院士一生對中國思想與文化的研究，用文字記錄其敦厚、謙讓、公正的風骨。一位真正的學者，林毓生當之無愧。

作者:徐瑾

面對傳統，我們何去何從？所謂現代化，就是西化麼？中國未來應該走向何方？學者林毓生用一生思考，為這些問題的答案添加了新的維度。面對傳統，我們何去何從？所謂現代化，就是西化一條路麼？中國的未來道路應該走向何方？

這些問題，是中國人的現代化“天問”，沒有簡單的答案。它其實也是多數後發國家的集體困惑，是橫亙在歷史與未來之間的巨大空白，需要每一代人去詮釋，去豐富，去完成。2022年11月去世的學者林毓生，用他的一生思考，為這些問題的答案添加了新的維度。

林毓生的問題意識

林毓生先生1934年生於瀋陽，14歲遷入臺灣，先後師從殷海光、哈耶克、史華慈等名家大師，1970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哲學博士學位。70年代起執教威斯康辛大學麥迪森校區歷史學系，1994年當選為臺灣中研院院士，著有《中國意識的危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等著作。

從這些著作的關鍵字，多少就可以看出林毓生的學術關懷。一個學者的問題意識，不僅決定了他的學術旨趣，也決定了其學術生命。林毓生的問題意識，可以誕生於早年的良好教育與多位名師的慧眼栽培。他日後曾經感歎，在歷史研究之中，重大問題的提出，就是形成“問題意識”的創造過程。

林毓生是思想史領域大家，他走上歷史研究之路，家國情懷影響頗多。他出生于富裕家庭，家中保姆都是原本身份不低的滿人，早年在國內上的中小學都是一流學校，閱讀讓他養成獨立思考的特徵，偶然接觸的貧富差距更讓他思考社會問題。

在學術上，林毓生重要引路人之一就是臺灣自由主義先驅殷海光。殷海光在臺灣自由主義陣營影響在後來的名聲顯赫的李敖之上，而且他在普及哈耶克思想提攜後進方面也頗有建樹。在五十年代臺灣管制嚴苛的社會環境下，學術尤其歷史研究也趨於沉悶呆板，林毓生在臺灣大學遇到殷海光，自稱如遇“空谷足音”，兩人交往持續數十年。少年林毓生就坦然告知殷海光，“自己攻讀歷史的最大志趣是，希望徹底找出中國的病根所在，以及為什麼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產生不出來真正偉大的政治領袖”。殷海光不僅沒有認為他大而無當，反而鼓勵有加。

機緣巧合之下，林毓生來到美國芝加哥追隨自己的偶像哈耶克學習。1963年，獲博士資格考試之後，林毓生可以自由選自己的博士論文，這是算得上他第一個嚴肅的研究論文，到底是研究西方還是中國？前者顯然更符合學術主流，但後者是林毓生的興趣，他無法決定，甚至引發了精神危機，無法學習，浪費了整整一個夏天。最後，林毓生求教哈耶克，哈耶克對他說，你必須自己做決定，但從哈耶克經歷來說，哈耶克數十年研究，都是和自己的個人關懷。這一點醒了林毓生，他決定做中國有關的題目，談自由主義為什麼在中國失敗。

這樣，林毓生一生研究與中國五四運動聯繫在一起。

對於五四的反思

1919年的五四運動，一百年過去了，仍舊是對中國影響巨大的思想事件，其精神迄今仍舊是知識界與年輕人的思想源泉，而其中的自由主義思潮不能忽略，“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與“賽先生”“Science”(科學)等說法，迄今眾人依舊耳熟能詳。

表面上，自由主義看起來在五四時代初期盛行，但為什麼這種自由主義在日後並沒有修成正果？林毓生強調，這種自由主義的流行其實非常脆弱。一個原因在於，自由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本身就走向異化：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個人主義，“個人應當作目的，不可當作手段，個人的自主和獨立，源自個人本身價值的體認”。而無論是嚴複和梁啟超等領導變法維新的第一代知識份子，還是領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第二代知識份子，自由主義往往是作為捍衛國家利益與喚起民族精神的目的，個人主義的曲解也難以避免。

在這樣情況，五四知識份子的抗爭物件，往往被定義為傳統中國的文化和社會，對自由的追求演變成劇烈的反傳統訴求。林毓生強調，這種解放出來的自由，並不是基於個人自由的自由，“中國知識份子所以接受西方個人士義的思想和價值，主要是借它來支持並辯解反傳統運動。……由思想史的觀點來看，個人主義的諸價值之所以並未深植于五四知識份子的意識中，主要是因為他們在根本上將個人主義諸價值與民族主義和反傳統思想糾纏在—起的緣故。”

於是，隨著時間推移，當被喚起的民族主義興起、淩駕于個人主義之上時，就呈現出後人總結的“救亡壓倒啟蒙”現象，“反傳統思想不復以自由主義為手段，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價值就日漸消弭了。”

魯迅的死結

如是之故，在五四被積極肯定的一面之外，林毓生看到五四遺產的另一面：對傳統的全面否定，並不可取。

事實上，這樣的全盤否定的思維模式，本身也是一種中國傳統式思維模式——整體主義：即將社會、文化、制度等看做一個整體，即要麼全盤接受，那麼全盤否定。這自然也是各國知識份子階層固有通病之一，尤其當時代面臨重大危機之時，知識份子免不了為社會尋找整體主義解決方案的衝動，犯下所謂“理性的自負”錯誤。這樣一來，即使五四知識份子本人和傳統有諸多聯繫，還是給出了傾向全盤西化的方案，但是這樣的方案能走得通麼？

在林毓生的相關研究中，重點剖析了胡適、魯迅、陳獨秀，這三個人差異極大，但是對於傳統卻表示一致的態度，“現代中國社會、政治、與經濟改革的先決條件是思想革命，而這種思想革命首先需要全盤摒棄中國的過去。”

以大家最為熟悉的魯迅為例，林毓生從小讀魯迅，常常為其中故事所刺激與感動，但是他也看出魯迅決絕地要掃除所有的傳統的面向——“一個中國文化的兒子，能寫出這麼深刻的人間感情，另一方面，又那麼兇悍、毫無傷感地寫這個文化吃人，要拋棄所有的中國文化，他還沒有發瘋？”這些問題，不是魯迅個人的問題，反映的正是現代中國精神中最深刻的危機。

以大家耳熟能詳的《阿Q正傳》為例，阿Q可以說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代表，是 “中國國民的靈魂”和“中國的人生”。

在五四反傳統大潮中，爭取個人自由的作品很受歡迎，典型如易蔔生戲劇中不甘心作為玩偶，離家出走的女性“娜拉”。但，覺醒是第一步，出走之後怎麼辦，其實更關鍵，魯迅自己也寫出了《娜拉走後怎樣》之類名篇。難以回避的問題在阿Q身上也存在，他寄託了魯迅對於民族的批判，但批判之余，阿Q的出路在哪裡？林毓生指出，阿Q有一套精神勝利法，還很快樂，死到臨頭也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要死，“如果中國是這樣的，那就只能等待毀滅”這樣一個死結，魯迅一生都沒解決，阿Q晦暗的結局其實也預示了其解決方案的絕望。

路在何方

在林毓生看來，將傳統看做現代的對立面，顯然是對於自由的誤讀。

在今天，我們可以更為心平氣和地來面對傳統與現代的問題，將傳統中好壞都一筆劃去的模式並不可取，而將中國現代化唯一出路鎖定為“全盤西化”，顯然也是緣木求魚。

林毓生作為思想史大家，最為人所知的觀點就是“創造性轉化”。他自己解釋過這一觀點，“簡單說，是把這個文化傳統中的符號與價值加以改造，使經過改造的符號與價值轉變成有利於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中繼續保持文化認同。”他認為，一個傳統若有很大轉變潛能，改造之後會成為有利於變遷的“種於”，“這種情形下，文化傳統中的某些成分不但無損于創建一個富有活力的現代社會，反而對這種現代社會的創建提供有利的條件”。

傳統有很多種，有的有害，有的未必。如果離開傳統去談論構建現代化，更大的概率會走向失敗，甚至會有在人間構建烏托邦的危險。林毓生晚年接受不少採訪，他曾經說自己對未來有些悲觀，但自己還是給了將來一個選項（option）——即當歷史如果有可能選擇“創造性轉化”的軌道時候，不會發現無路可走，走上歧路。 

林毓生不只一次來過大陸。2014年，應復旦韋森教授邀請，林毓生來過復旦演講，主題自然與自由相關。作為是殷海光與哈耶克的弟子，林老師對中國傳統有很清醒的認知，他在上海反復強調中國文化的意義，也介紹了哈耶克及自由主義理念。他多次強調，應該將哈耶克等思想放在西方思想譜系之中認識，而國人往往從中國的問題出發，致使解讀往往就成了誤讀。這次演講我全場參與，事後還在FT中文網全文刊發了林毓生老師的演講文稿《哈耶克論自由的創造力》，不少場景歷歷在目。我迄今還記得一個細節，林老師當時身體不算很好了，但對於每個提問者，他極其認真，絕不敷衍。

凡此種種，其實就是一種知識貴族的體現，林毓生和他老師哈耶克殷海光一樣，都帶有知識貴族的餘韻。著名漢學家本傑明•史華慈對林毓生影響頗深，他在史華慈悼念會上，曾經引用荀子的名言“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來稱許史華慈是“真正的學者”——其實，林毓生自己也當得上這個評價，“以慈悲之心解釋，以好學之心傾聽，以公正之心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