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不但是經濟挑戰，也是政治挑戰

馬丁‧沃爾夫指出，低通脹向高通脹的轉變越根深蒂固，須要扭轉這種轉變的代價就越大。高通脹對實際收入的侵蝕，意味著也會成為一個政治問題。

通貨膨脹的回歸不僅僅是一個重要的經濟事件，也是一個政治事件。隨著通脹會毫無痛苦地消失的說法變得越來越不可信，人們必須就如何應對它做出艱難的決定。

這就提出了一些大問題。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需要多大規模和多長時間的經濟放緩才能使通脹重新得到控制？政策是否已經足夠收緊？如果不是，可能需要採取哪些進一步的措施？尤其要問，是應該將通脹降低到之前的目標水平，還是政策制定者應該放棄之前的目標，而將目標提高？

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的《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對當前形勢進行了出色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偏離過去40年的低通脹體制的危險性。

國際清算銀行指出，到2022年4月，「四分之三的經濟體經歷了5%以上的通脹。通脹捲土重來，不是作為一個期待已久的朋友，而是作為一個有威脅的敵人。」事實上，目前的通脹既高又廣泛地蔓延到各個國家和行業。這在一開始是出乎意料的，然後被輕視為短暫的。這兩種觀點都不持久。通脹在經濟和政治上也值得關注。很簡單，因為人們關心它。更關鍵的是，意外的通脹也意味著實際收入意外減少。毫不意外的是，這令人極為不滿。

現在的危險是滯脹，滯脹的定義是長時間的經濟增長乏力加上變化無常且持續的通脹。為了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挑戰的本質，國際清算銀行解釋了低通脹與高通脹體制之間的差異。其方法是從本質上研究通脹體制是如何實際運作的。至關重要的是，事實證明，在這兩種體制下，通脹的表現是不同的。

例如，當通脹持續處於低位時，它的波動性會下降，波動的持續性也會下降：它是自我平衡的。這既是因為人們預期它會穩定下來，也因為大多數時候他們只是忽略了它。通貨膨脹的低波動性並不是因為單個價格的低波動性，而是各種價格之間的低關聯性。因此相對價格變化，即使是較大的變化，對總體價格水平影響也不大。

高通脹體制則相反。相對價格的重大變化——例如，貨幣的大幅貶值——會迅速蔓延至整個經濟，因為人們努力保護自己的實際收入不受衝擊。這種蔓延背後的機制是價格-價格和工資-價格的螺旋上升。此外，人們越是擔憂，他們的努力就會越先發制人。預期是至關重要的。當人們不再知道該預期什麼時，他們就會變得更加急切地進行防禦。

將目前的情況解釋為「外生」供應衝擊而不予理會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對任何一個經濟體來說，外生的東西往往都是內生的。因此，一些重要經濟體的需求迅速擴大將導致全球需求激增。第三，過剩的需求總是首先出現在價格靈活的地方，特别是在大宗商品方面，然後才會傳播開來。

至關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正處於從低通脹向高通脹體制轉變的風口浪尖。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危險？一種解釋是對低通脹持久性的過度自信。另一種解釋是平均通脹目標滯後，以及對提供前瞻性指引的能力過於自信。還有一種解釋是在事關重大的時候再一次忽視貨幣。再就是對供應能力的過度自信。當然，也有其他衝擊，比如俄烏戰爭。

通脹體制的轉變越根深蒂固，扭轉這種轉變的代價就越大。在最壞的情況下，代價可能是出現嚴重衰退或經濟長期放緩。到目前為止，政策制定者還沒有明確說明這一點。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很可能在達到目標之前就屈服了。這也是目前很有可能出現長期滯脹的原因。

那麼，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政策制定者是否已經採取足夠措施，將通脹降至他們的目標水平。認為他們已經採取足夠措施的主要論據是，金融環境已經大幅收緊。這與1970年代滯脹時期以來金融脆弱性的上升密切相關。與此同時，廣義貨幣與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仍處於前所未有的水平，而實際政策利率仍為負。未來幾個月，政策很可能不得不進一步大幅收緊。

面對讓經濟進一步放緩或收緊政策的必要時，央行或許會退縮。政客們則肯定會。一種可能的結果是出現滯脹周期，因為各國央行會在行動太少、逆轉、然後再次行動太少之間搖擺不定。另一種可能的結果是，許多政策制定者一致認為，2%的通脹目標過於苛刻。為什麼不選擇4%或更高的目標呢？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為各國央行未來下調利率提供更多迴旋空間，從而降低在隨後經濟低迷時期實施量化寬鬆的必要性。

這種觀點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在政治上，但也有強烈的反對意見。在困難的時候放棄，會告訴人們政策制定者將總是在困難的時候放棄。此外，還有另一種選擇，即使用負政策利率。最重要的是，通脹率如果是（比方說）4%，那始終太過顯眼。在這樣一個對通脹敏感的環境中，人們不僅會發現很難將相對價格變化與總體價格變化區分開來，而且只能等待政策制定者再次欺騙他們。

貨幣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公共物品。穩健的貨幣是政治和經濟穩定的基礎：它一定不能被丟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