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默斯回應「拜登的刺激方案勇氣可嘉，但也風險巨大」專文批評（二）
薩默斯近期撰寫的「拜登的刺激方案勇氣可嘉，但也風險巨大」，同時指出了一些可能的政策風險，專欄引發了一些討論和提問。受制於當時的篇幅以及薩默斯自己未能預想到這些疑問，專欄中未能就那些問題直接給出答案。再度撰文試圖提出回應。
薩默斯觀點：就薩默斯之前專欄所引發的諸多提問，以下是薩默斯的回答
提問一： 由於你對通脹和債市表現的誤判和過分擔憂，在你的告誡下， 2008年的財政刺激方案最終規模不足，你現在難道不是在重蹈覆轍嗎？
薩默斯回答：我並沒有在重蹈覆轍，因為我在08年時的觀點並非如你所言。我當年的判斷是，所有政策風險都將來自於刺激措施不足。事實上，「寧可做多，也不要少做」正是我在應對大衰退（ Great Recession ）時的一條準則。前總統歐巴馬也在他的回憶錄中寫明，在我和經濟團隊的其他人都偏向比8,000億美元更大規模的刺激計劃時，是政治，而非經濟層面的因素阻礙了其規模。
拜登總統在本週五為其刺激方案拉票時也強調了這一點。2009年時，我和政府中的所有人都認為，歐巴馬最初的財政計劃必須結合多方面的措施，包括促進需求、提供救濟、以及在諸如可再生性能源方面進行基礎性公共投資。同樣，此刻我也是這樣認為的，如果拜登的方案注重「重建美好未來」方面的投資，我一定會舉雙手支持他現在提出的，甚至更大規模的方案。
提問二： 你多年以來一直預警長期停滯（ secular stagnation ），並與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傑森福爾曼（ Jason Furman ）一起主張採取新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難道不和你對經濟過熱的擔憂相互矛盾嗎？就像大衰退（ Great Recession ）時一樣，做得太少的風險不是明顯比做得太多更大嗎？
薩默斯回答：從中期來看，我對長期停滯（ secular stagnation ）的出現仍然表示擔憂，我堅信未來幾年美國需要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因而十分認可拜登政府在當下偏向擴張性政策的考量。但這類定性方面的思辨並不能給出財政問題依據——在數十萬億美元的必要公共投資前，究竟應不應該在9,000億美元的短期刺激措施之後跟進1兆、 1.9兆或是5兆美元的方案呢？
我想說的是，政策制定者們需要努力思考的是量化問題。在我的專欄裡，我覺得佔GDP總量13%的經濟刺激規模（包括9,000億美元和1.9兆美元）是非常大的，尤其考慮到美國目前超常寬鬆的金融環境，對快速增長已有合理預測、公共需求存在缺口、以及大量私人儲蓄堆積。一旦實施刺激方案， 2021年的預算赤字佔經濟的比重將迅速接近二戰中的破記錄水平。
隨著方案相關的辯論持續發酵，重要的是參考那些以避免引發通脹壓力為前提，對刺激方案規模所作的分析，尤其考慮到之後還要規劃「重建美好未來」領域的新投資。就這一方面，我完全同意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伯恩斯坦（ Jared Bernstein ）的觀點，即關鍵是在刺激不足和過度刺激帶來的風險中找到平衡點。鑑於政府在2008年法案中得到的政治教訓，這次選擇寧願做多是正確的。但是，考慮到 GDP的13%加上後續的公共投資的體量，單單依靠定性層面的論證是不夠的。舉個例子，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的美國2021年GDP增長值（ 5.1% ），刺激方案看起來過於鋪張了，但這個論點也許會在未來的辯論中找到論據。
提問三： 你為什麼那麼擔憂通貨膨脹？通脹率現在低於警戒線，而且在一代人以上的時間裡都沒有出現過問題。在新經濟（ new economy ）中，從非常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線來看（展現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關係），需求的增加幾乎不會導致任何通貨膨脹。此外，如果一旦發生通脹，美聯儲完全可以通過提高利率來應對。
薩默斯回答：也許吧，但這也是我為什麼小心翼翼地說是通脹風險，而不是自信滿滿地預言通脹將會發生。的確，在過去很長時間裡，通脹都不是一個主要問題。我活了66年了，上一次見識通貨膨脹還是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當然，這幾十年間不乏鼓吹通貨膨脹即將到來的言論，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2008年股災後，被我和其他一些人駁斥的保守派經濟學家的觀點。
但是，單單因為風險很久不出現就排除風險的作法是不妥的。比如說，早前經濟學家們一直不太相信零利率下會出現流動性陷阱，但這一現象定義了之後十多年的工業化國家。
就應對如此規模的財政刺激和它對通脹預期帶來的衝擊，我們是沒有任何經驗的。70年代的經濟滯脹中，巨額財政刺激占到了每年GDP的1% ，而導火索正是越戰期間的通脹加速。雖然目前來看，這些困局離我們還很遙遠，但已有一個數據值得注意。在過去90天裡，市場通脹預期衡量指數激增，增幅比本世紀任何可比時期都要大，可比時期不包括通脹預期處於基點的時刻，像是2008年內或這次疫情初期。
如果通脹率開始上升，美聯儲會有意願和能力去有效控制局面嗎？從歷史來看，答案並不樂觀。畢竟，過去每一次通脹加速後都會快速伴隨著經濟衰退。實現經濟軟著陸是有難度的，因為抑制通脹需要放寬失業率：而失業率一旦上升超過0.5個百分點，之後必然會繼續上升更多，近乎甚至超過2個百分點。當然，政策制定者們或許比過去更有能力避免經濟下滑，但這種信心滿滿的保證我們在2008年股災之前就見過了。另外，平穩的菲利普斯曲線並不完全是一個好現象：它預示著在高攀的通脹率再次開始回落之前，決策者們將必須接受大幅上升的失業率。而考慮到美聯儲維持低利率的意向、經濟的高槓桿率以及美元承受著的下行壓力，在不引發經濟衰退的情況下遏制通脹的爆發，我擔心操作難度會比以往更大。
提問四： 這個方案將從底層入手救濟受困人群，並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宏觀經濟刺激計劃。你怎麼能去質疑這種用一切必要手段在疫情裡為民眾減輕痛苦的想法？
薩默斯回答：我完全贊成盡一切必要的手段，幫助那些被疫情直接和間接影響到的受困人群。但我並不認為這能夠合理化現在被提出的經濟刺激規模。根據哈佛經濟學教授柴提（ Raj Chetty ）和他的同事的估算，從2020年1月到2021年1月，在沒有新的刺激措施的情況下，低收入消費者的消費支出已經增長超過13 ％。摩根大通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在疫情期間，不同開支情況的家庭擁有的現金量都有所上升。按照提案中的失業福利水平，超過一半的下崗人員將取得比之前更高的收入。而教育方面的計劃開支則會給每個學生帶來超過2,000美元 。不管是從疫情救濟還是反對貧困的立場，我都不認為向我的孩子們或母親提供2,000元償還性稅收減免是說得過去的。
提問五：那麼，方案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薩默斯回答：對於拜登組建的這支經濟團隊，我是非常心生敬意。我能夠切身體會到他的團隊所面臨的挑戰，他們被迫要在一個歷史的關鍵節點中權衡各種利弊。解答這些問題並非易事。在我看來，問題從來不是1.9兆美元的規模，我甚至會支持更大的規模。問題是錢的用途。刺激方案中的相當一部分應該被用於促進未來的可持續和包容性經濟增長，而不是單單用於解決民眾今年和明年的收入。這種更緩慢的經濟刺激方式，將有助於降低可能的通脹壓力，提升經濟產能。我們舉債是為了將錢用在合理的投資領域，而不是消費。正如拜登所強調的那樣，這樣我們能夠重建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