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平等協議産生三大風險

河浪武史:美國和歐盟(EU)7月28日公佈了關稅談判的協議內容。與日美協議最大的不同在於,歐盟將取消對美國工業産品的關稅。就連重視國際規則的歐盟也甘願接受「不平等協議」,世界貿易正在從法治轉向力量支配。

 4個國家和地區下調美國産品的關稅 

      美國每年向歐盟出口3700億美元的産品,歐盟超過加拿大和墨西哥,成為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根據此次協議,歐盟將依次撤銷汽車關稅(10%)等對美國工業産品的關稅。美國計劃對歐盟産品徵收15%的對等關稅,這是對美國有利的協議內容。

      不僅是歐盟,與美國川普政府就關稅談判達成協定的印度尼西亞也將對99%的美國産品取消關稅。此外,菲律賓和越南也將原則上對美國産品實行零關稅。在對美談判達成協定的6個國家和地區中,除日本和英國之外,其餘4個國家和地區均表示將削減或取消對美國産品的關稅。

      美國在談判達成協定後,還決定對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徵收19%的對等關稅,對越南征收20%的對等關稅,因此對美談判的內容均有利於美國。這是霸權國家對貿易的「力量支配」。將給全球經濟帶來三大風險。

      其一是透明的世界貿易組織(WTO)體制的崩潰。世貿組織協定中有平等對待貿易夥伴國的「最惠國待遇(MFN)原則」。最惠國待遇是1948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啟動時就存在的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則。歐盟此次取消關稅是僅限於美國産品的措施,明顯違反這一原則。

      如果最惠國待遇受損,將不利於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如果沒有平等的規則,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即使通過技術開發提高國際競爭力,也無法輕易進入已開發國家市場。60年來,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中所佔的份額從22%上升到43%。全球經濟將損害增長的火車頭。

      第二個風險是全球貿易的碎片化。與美國保持同盟關係的日本和歐盟與美國就關稅談判達成了協議,但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國家不願與美國達成不平等協議,談判被推遲。中國通過稀土出口管制反制美國,堅決對抗不平等談判。

   「叢林法則處於支配地位」

      世界經濟逐漸分裂為美國及其同盟勢力、以中國為中心的國家資本主義型集團以及印度等被稱為「全球南方」的新興勢力。英國與英鎊圈的自治領和殖民地建立「sterling bloc(英鎊集團)」是在1932年。此後,世界分裂為美元圈和日元圈,最後爆發了世界大戰。自由貿易的倒退具有破壞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危險。

      還有失去對整個世界經濟的規則管控的風險。在現代,人工智慧(AI)和生命工程等對人類進步做出貢獻的同時也會危及人類生存的技術正在崛起。制定包括應對氣候變化在內的國際規則不可或缺。拋棄最惠國待遇的美歐協議將成為動搖世界經濟法治的一大漏洞,將損害制定下一代國際規則的機遇。

      「在叢林法則起支配作用的今天,弱者除了接受命運之外幾乎沒有其他選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奧利維爾·布蘭查德7月27日針對美歐協議發表了上述言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秩序,就是通過規則支配來遏制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如果世界邁向力量與力量的對決,其方向將極其危險。

 

延伸閱讀:

自由貿易體系為何崩塌?

河浪武史:美國川普政府預定於8月1日提高向進口商品徵收的對等關稅。美國的平均關稅稅率將提高至20%,成為全球少有的高關稅國家。二戰後持續80年的自由貿易體系為何會崩塌?罪魁禍首是誰?如何才能維持自由市場?

      8月,美國的平均實施關稅稅率將提高至20.2%(美國耶魯大學估算數據)。川普政府上台前,這一稅率為2%區間。在世界銀行有數據記錄的144個國家和地區中,關稅超過20%的只有英屬百慕大群島和索羅門群島。

      自《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生效以來,已過去近80年,自由貿易體系正在倒退。這並非因為川普總統個人的一意孤行。70%的共和黨支援者贊成提高關稅。美國的源於三個原因:(1)中國憑藉國家資本主義崛起;(2)美國國內産業空洞化催生民粹主義;(3)全球經濟自由化陷入停滯。

      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經濟規模擴大至原來的15倍,在軍事上也被不少國家認為構成威脅。

      美國當初支援中國加入WTO,最終卻遭遇了失敗。21世紀全球經濟不斷推進知識産業化,但WTO規則主要針對貨物貿易,無法應對智慧財産權侵權問題。據估算,侵犯智慧財産權給美國經濟造成的年度損失達到2250億至6000億美元。WTO也不能應對中國的補貼政策。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有些畸形。中國在製造業領域甩開美國,但消費卻不到美國的一半。這是最終消費市場極度依賴美國的出口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經常項目收支失衡。

      美國的産業空洞化導致了「川普現象」的出現。經濟差距擴大,低收入群體(後20%)的收入自雷曼危機前的2007年以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而前20%群體的收入則增長至原來的1.6倍。製造業的就業機會並未轉移至金融和高科技等高薪産業。

      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停滯也讓美國感到憤怒。在GATT談判中,「甘迺迪回合」談判(1964~1967年)有約60個國家參與。將工業産品的關稅降低了近40%。約120個國家參與的「烏拉圭回合」(1986~1994年)談判同樣將已開發國家的工業産品關稅削減了40%。

      然而,2001在WTO框架下啟動的「杜哈回合」談判卻陷入僵局。原因是涉及農畜産品問題。日本和歐洲的國內農戶直接與政治掛鉤,不願意開放市場。新興國家也反對,拒絕降低本國關稅。

      國際收支出現扭曲。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高達9000億美元。而中國、德國、日本則一直保持順差,享受著以美國為最終消費市場的自由貿易紅利。

      1948年GATT生效時,美國將關稅稅率降至5%區間。目的是通過開放本國市場來促進日歐出口。很快就陷入貿易逆差狀態的美國於1985年要求日本和歐洲轉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無法從依賴外需中擺脫出來的日本和德國,對美國的轉變難辭其咎。

      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導致鉅額對外債務,並危及美元信用。2008年發生雷曼危機的原因就是國際收支失衡。需要通過國際合作來糾正這種失衡,而不是背離美國。

      為此,必須推進人民幣匯率等國際貨幣體系的自由化。日本、中國和歐洲都必須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擴大內需。還有很多改革需要推進。


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華盛頓支局局長 河浪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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