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轉折--從金融危機談四重歷史新趨勢的疊加
2008：“巨變時代”的來臨
對中國來講，2008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很不平凡的年份。對有些人而言，還可能是刻骨銘心的年份。年初冰雪災害，然後是汶川大地震，隨後迎來北京奧運會，還有兩岸正式大三通等等。
從人類歷史角度思考去年種種非常特殊的歷史事件，我認為，歷史學家給予2008年一個非常特殊的評價——極不平凡的一個年度。在這一年裡全球發生多起重大而罕見的事情，向我們透漏了這是一個“巨變時代”的來臨。
所謂“巨變”，是指人類社會結構與秩序出現劇烈變動。通常出現的是一種漸進式演化，而在“巨變時代”，我們過去認為理所當然或非常熟悉的歷史座標，很可能會在很短時間內消逝；或是有些歷史大趨勢我們認為是無可逆轉或勢不可擋的，很可能就會出現轉折。
站在2009年回顧2008年，對於未來人類發展的幾個大趨勢，我覺得會看得更清楚。這些趨勢是在過去很長時間內存在的秩序與結構出現劇烈變動的一個關頭、一個歷史分水嶺。
歸納起來，有四個或四重我們過去非常習慣或視為當然的歷史趨勢，這時同時出現轉折。這種情況我認為不僅是百年不遇，可能是數百年都很少碰上的。這四重歷史趨勢，昨天我們覺得它們是“浩浩蕩蕩”，今天來看則是“搖搖欲墜”。
第一個是比較短的歷史趨勢。後冷戰結束至今，由美國唯一超強所打造的國際新秩序（也被稱作單極世界），很明顯鬆動了。美國作為唯一超強的霸權地位面臨各種力不從心的困窘。它只有20年時間，說它是一個趨勢有點勉強，不過回頭看，十幾年前，主流觀點一致認為這個結構很牢固，會維持很長時間。
第二重歷史趨勢，到今天為止也不過40年左右，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稱之為“第三波民主化”。這一波民主化浪潮似乎也已走入一個退潮階段。福山宣稱的歷史終結論，到今天來看，很明顯完全破產了。這個趨勢也僅僅持續40年。
第三重歷史趨勢，我稱之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周期。先是戰後重建，然後在一定的範圍內建立一個比較自由的經濟秩序。中間也發生一些波折，包括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特別是到了後冷戰時期，前蘇聯以及其他很多過去沒有被吸納進入全球化經濟體系的國家和地區一一納入了該體系。
我認為，這個擴張周期至少是遭遇了一個瓶頸，也可能是到了走向頹勢的轉折點。這個周期大概就是60年。
第四重歷史趨勢，大概有將近三百年，我認為也是最有意義的。根據不同角度來界定，這個時期可以拉長點或縮短點。這三百年，是西方世界獨占人類歷史舞台、作為唯一主角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我認為從今天來看比較清楚，就要告一個段落，接下來非西方世界將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世界歷史進入了這樣一個新的階段。
第一重歷史轉折：美國單極體系的衰落
在單極體系下，美國不斷地試圖擴張軍事投射力量、試圖支配所有地區安全結構與秩序、試圖對它未來所有可能的潛在對手做嚴密的圍堵防範。這讓它在軍事擴張上、軍事聯盟的擴張上，出現過度擴張（overreach），達到一個臨界點，就會出現各種反彈。
北約東擴，把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中東歐國家一個個納進來，更準備在這些國家包括波蘭、捷克部署反導防禦體系。這逼近了俄羅斯忍讓的極限，導致了俄羅斯在軍事戰略上全面性反擊，正式與美國攤牌。
有幾個明顯的例子，一個就是北京奧運會開幕那天，俄羅斯派軍進入南奧塞梯地區，這是冷戰結束以來第一次我們可以看到的。另外一個就是普京把戰略結盟延伸到美國的後院，與查韋斯簽署軍事合作協議。這也是後冷戰以來俄羅斯的海軍“彼德大帝”核動力巡洋導彈艦，第一次進入拉丁美洲水域，與委內瑞拉進行聯合演習。
所有徵兆裡，第一屆拉美跟加勒比海國家首腦會議可能是最具有意義的。這次會議在巴西舉行，有36個國家參加。跟以往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首腦會議最大的不同，是美國沒有被邀請，古巴被邀請了。有人說這是向門羅主義發起挑戰的起點，就是說拉美已經開始尋求掙脫美國對這個地區的獨霸。這裡是美國的後院，這更明顯地說明美國單極體系的衰落過程。
包括美國自己的外交政策精英，2008年都不約而同在思想上有這種準備和調整。這裡引用的代表性言論，均是2008年0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閉事件所引發的大範圍金融危機爆發之前。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東岸最重要的外交精英智囊機構“外交事務協會”總裁Richard Haass在《外交事務》上寫文章，明確指出美國單極時期已經結束，21世紀的國際關係將是一個“無極”的秩序。當然，到底是一個無極還是多極值得商榷。
今年上半年“外交事務協會”還組建一個課題小組，專門研究未來拉美與美國的關係。他們說美國在拉美的霸權結束了，美國必須重新調整在拉美的政策。《外交事務》是美國權威性的外交刊物，至少代表了美國的權威性觀點。它對東北亞的戰略評估也是一樣的。
後冷戰的單極體系為什麼維持了不到20年？作為唯一超強的局面為什麼無法持續下去？大概可以歸納成幾點：
第一、美國的經濟競爭力跟其他國家的差距在縮小，尤其是科技領先力和產業競爭力。美國過去15～20年的高生活水準以及每年3%～4%的增長率，很大一部分源於虛擬財富，也就是資產泡沫。它需要資產泡沫向未來舉債，和向國外借貸來支撐它的繁榮。
從1985年開始，美國就由淨債權國變為淨債務國。2007年外國機構與個人對美國的淨債權總額已經超過美國的經濟規模。美國私人部門的整體負債，也從1978年GDP的118%增加到2008年的290%。美國聯邦政府的負債總額在2007年底就已經達到GDP的65.5%。
其次，美國經濟結構的長期失調，也導致美元霸權地位搖搖欲墜，這也是加速美國單極體系式微的一個重要機制。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濫用其鑄幣特權、渙散的金融監管與鬆弛的財政紀律，讓美元幣值信用成為威脅全球經濟體系穩定的不定時炸彈。這次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風暴，更激發世界各國倡議建立新的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來徹底打破美元的獨占地位。
例如，最近聯合國大會成立“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委員會”，提出一系列相當激進的改革建議。這個委員會的專家小組主席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利茨出任，他一向認為IMF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機時嚴重失職，這才導致亞洲國家在過去十年間大量囤積外匯，加速了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
史蒂格利茨主張，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未必需要積極響應歐美所提IMF增資的要求，他們應該考慮在IMF架構外成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在此之前，他們可以先擴大區域性的貨幣基金，例如“清邁協議”所倡導建立的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基金，或是由委內瑞拉等七個南美洲國家組成的“拉丁美洲外匯儲備基金”（FLAR），讓這些區域性機制扮演短期融資與穩定區域金融的功能。這些大膽的提議現在紛紛出籠，因為許多國家都意識到，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負責任的全球經濟管理者，必須建立一套新的機制來限制美國濫用其鑄幣特權。
第三、政治上，過去的十幾年，甚至可以回溯到雷根時代，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當道，讓美國的軟實力大幅消退，在全球範圍內的領導地位的道德基礎受到嚴重的打擊，更必須倚賴軍事威懾力量。它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安全圍堵，也使它陷入一種過度擴張。它的資源，它國內的政治支持的基礎都不足以支撐這種無止境的全球範圍內的圍堵政策。
意識形態上來講，它所主導的這種全球經濟秩序所依賴的核心思想，有些學者稱之為“華盛頓共識”。這種經濟自由主義核心思想也開始退潮，在世界各地都出現反全球化社會運動。最近幾年，拉丁美洲的左翼勢力明顯興起。看近一點，9·11事件和美國進軍伊拉克發動戰爭加速了這種整體體系的頹勢。在這個大背景下，“次貸危機”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些趨勢在之前就已經顯露出很清楚的徵兆。
所以《紐約時報》很有名的專欄作家、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曼說，美國在伊拉克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武器就藏在美國自己家裡面，藏在華爾街。過去的金融創新，衍生性金融產品，它所累積的風險最後變成一個巨大的財富摧毀力量，對實體經濟的摧毀力量比原子彈還可怕。
第二重歷史轉折：第三波民主化退潮
對第二層或第二重歷史趨勢的觀察，我覺得可以從東亞，從我們自己的周遭環境來思考。先看東亞唯一的算是比較有長久實施民主經驗的日本，三年換了三個首相。我覺得這不是個人領導問題，也不是派系政治問題，而是它的政治體系在應付日本當前所面對的經濟危機或者結構轉型障礙時，遇到了一種公共治理上的難題，所以每個首相的政治生命都很短。
2006年塔信被軍隊推翻以來，泰國事實上就陷入嚴重兩極對立的困境。2007年年底恢復選舉，塔信集團仍獲得國會多數，反塔信的泰國曼谷中產階級沒有辦法接受選舉結果，乃用社會運動方式，組織“黃衫軍”用街頭對抗方式來癱瘓執政黨。塔信支持的政府倒台，塔信集團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鼓動支持群眾組織“紅衫軍”包圍總理府，甚至逼使泰國政府臨時取消東亞高峰會。這樣的街頭鬥爭惡性循環已經輪迥好幾次，到今天為止也還沒有真正找到出路。
韓國的左右兩個陣營的對立也越來越激化。它不僅表現在2008年初的美國牛肉進口事件，還表現在最近國會要批准的美、韓自由貿易協議（FTA）。韓國內部的衝突無法在正常的民主軌道上獲得解決。
再看北邊的蒙古，上次國會選舉也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選舉暴動。也有人說這可能跟境外勢力有關，也可能是另外一場沒有成功的顏色革命，當然這只是一個揣測，沒有直接的證據。但說明他們內部的兩個政治力量之間，都不遵守基本的民主遊戲規則，對於民主程序事實上沒有牢固的共識，而且政治上的競爭已經轉化為政治上的鬥爭。
在整個東亞，菲律賓可能是實施民主最淒慘的社會。菲律賓現在的總統艾若育，我相信各種對她的指控應該是證據確鑿。她個人、家庭跟丈夫的貪腐，跟她過去在大選裡面的做票問題，在任何一個正常民主國家裡都會導致總統辭職或者被彈劾。菲律賓的反對運動結合部分國會議員在國會裡面已經發動了四次彈劾。因為憲法規定每年只能最多提一次，一次失敗以後要隔一年，2008年是第四次，但她每次都能很輕鬆地躲過這種彈劾。她如何躲過彈劾？很簡單，就是用現金買通絕大多數國會議員，這種政治操弄已經讓民主變成一場虛有其表的假戲。
根據我對於東亞國家公民對他們自己政治體系的評價所做的一些調查，有些信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我們收集的指針非常多，這裡只選擇其中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指針加以說明。該課題叫Asian Barometer（網站是www.asianbarometer.org）。這個指針就是問受訪的群眾認為他們的政府是否能夠有效響應民眾的需求。
在我們所調查的國家中，一類是傳統上被分類為民主的國家，也包括新興民主國家：日本、韓國、蒙古、菲律賓、泰國、印尼。另一類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這些通常被認為不民主或者說民主不夠充分的國家或地區。很有趣的對比是，在日本等這些民主國家，認為政府能夠有效地響應民眾需求的比例都很低。日本只有33％，韓國只有21％，台灣只有35％。這個調查是2006年做的。蒙古只有24.6％，菲律賓32.7％。泰國稍微高點，47％，調查是在上一次軍事政變之前做的。如果來看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的情況，馬來西亞是56%，新加坡是66%。
這個對照讓很多人驚訝——在能不能響應民眾需求或需要方面，半威權體制評價要高於民主體制。我相信，拉美、東亞、中東歐等很多的新興民主國家或地區，它們的整體表現讓那裡的很多民眾感覺到他們的期望與實際有很大的落差。
我們也可以評論一下印度的民主實施經驗。西方媒體總是給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這個頭銜。印度每五年舉行一次國會選舉，每次選舉覆蓋七億一千四百萬的合格選民，這是全世界最多選民參與的選舉，也是選務最為繁重而複雜的選舉。不過，最大的民主並不意味著印度的民主可以造福最多的人民，實際的情況可能正好相反。
學術界對於印度民主一向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正面觀點認為，印度民主雖有明顯的菁英主義色彩，但基本上還是可以促使印度政治菁英重視中下層民眾的需求。民主制度能夠在一個像印度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資源貧瘠、貧富差距懸殊、族群關係複雜、宗教信仰衝突不斷、經濟發展程度低的國家落地生根，誠屬難能可貴。樂觀的學者甚至認為，民主賦予印度政治制度上的競爭優勢，印度的崛起最終可以迎頭趕上中國大陸。
負面觀點認為，選舉只是為世襲政治菁英長期壟斷政治資源披上合法外衣。印度民主空有其表，無法有效增進大多數民眾福祉，大量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與基本需求仍得不到保障，還須長年忍受貪污橫行、效率極低的官僚體制。盡管印度這幾年經濟發展速度十分亮眼，但在減少城市貧困人口、解決農村土地分配嚴重不均、消除賤民階級與婦女受到社會歧視、化解族群間暴力衝突、消弭黑社會對貧民窟宰制等問題上，進展十分緩慢。悲觀的學者甚至認為，印度的劣質民主永遠無法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民主將是限制印度崛起的一大障礙。
最近《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這部金像獎名片，讓從來沒有去過印度的人，對孟買貧民窟實況大開眼界。不過，一般觀眾可能不知道，在孟買這個1400多萬人的大城市中，60%左右的人至今還住在貧民窟。有一個叫達拉維的貧民窟緊靠著孟買金融中心，可能是亞洲最大的貧民窟，居住著一百萬人。這裡人均居住面積不到三平米，沒有正常的供水，平均1400多人使用一間廁所，蒼蠅亂飛、老鼠橫行，各種傳染病頻發，堪稱人間煉獄。
孟買貧民窟裡有很多民間志願者組織，真心誠意為貧民服務，如辦教育與提供醫療服務等，但真正在貧民窟裡呼風喚雨的是黑社會老大，他們控制水電，掌握奴隸一般的童工與娼妓，他們長期包養警察，還與政客勾結，讓孟買貧民窟成為一些政客的穩定票倉。孟買市政府過去十年推動的貧民窟改造計劃像蝸牛爬行一樣慢，還不如重慶市一個季的舊城危房改造進度。
最近總部設於華盛頓的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發布2008年全球饑餓指數報告。在全球88個中低收入國家中，剛果得分最高，為全球饑餓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印度排名第66位，北韓排名第53，中國大陸（不含港澳）位居15。也就是說印度面臨的饑餓問題要比經常鬧饑荒的北韓還要嚴重。“最大的民主國家”這頂帽子實在應該讓印度政治菁英感到汗顏。
所以最近研究民主的學者開始擔憂這樣一個傾向。有一位很有名的學者Larry Diamond，美國刊物《民主》的共同主編，在2008年《外交事務》上發表一篇文章，被很多人引述。他說，經過多年的民主進展，現在全球進入民主蕭條期或衰退期——在很多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只是一個表象，各種劣質治理是很普遍的，他們的司法機構或軍隊濫權，或者說少數的寡頭精英透過民主程序完成權力的獨占，等等。我認為他所談的民主退潮現象，不管是說民主體系本身可能不能穩定地維持住，或是說民主的門面勉強留下來，它的內容或內涵都已經被腐蝕或掏空。這種現象大概在很多第三世界民主國家都很普遍。
他的分析角度是純粹從政治運作的角度出發。從新興民主國家的危機根源來看，我認為一種病症普遍出現在很多新興民主化國家——他們的憲法是沒有根基的，是移植過來的，不是自己社會土壤或文化土壤中成長出來的。所以它的精英的民主信仰與法治基礎是非常薄弱的。這些人並不真正相信這些東西，對他們而言民主不過是取得權力的必要手段。如果只要任何情況下能夠躲過制裁或者願意冒風險，政治精英經常可以違背民主程序。
在競爭中，你不遵守遊戲規則，我也不可能遵守，最後這個競爭就變成鬥爭。不同國家之間，鄰國和鄰國之間，不同地區和地區之間，經常會學習別的國家的這種惡質的競爭伎倆，變成一個傳染性的東西。
如果它無限制地擴散，就會讓選舉變成一種社會裡不斷加深對弈矛盾的機制，而不是一個化解衝突的機制。這與原來民主理論想像的不太一樣。選票替代子彈，這只是原來對和平競賽的一種想像，但它的現況可能不全是這樣。大多數新興民主國家的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過程不充分，官僚體系也缺乏治理能力和獨立性，軍隊與司法也無法超越黨派，所以它根本不具備一個法治國家的條件。最後一點，我想是政府能力跟不上網路時代信息傳播跟社會動員的速度。這個也會讓政府經常面對它的供給與需求之間巨大落差的治理危機。
挖得更深一點，像Larry Diamond所談的這些現象，實際上還忽略掉了第三波民主所源於的歷史大環境本身就存在著兩重結構性困境。這兩重結構性困境，實際上讓第三波民主注定在很多國家都很難成為一個良好治理的政治體制。
第一個困境是，美國作為推動民主的唯一超強，卻不能提供一個民主治理的好示範。特別是過去的20年，他的民主遭受市場原教旨主義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雙重侵蝕。美國也干預很多其他國家的政治，有時是從人權民主角度，更多是從美國戰略利益角度，也就是說扶持親美派，打擊反美派。親美政權做票贏得選舉，美國也會縱容它；反美力量即使符合民意而上台，美國也會制裁它。這樣它就沒有辦法幫助這些國家的民主走上正軌——反美的暴力行動就是恐怖主義，親美的就是“自由鬥士”。
很多中小型國家都面臨這樣一個困境，多黨競爭反而給外來強權提供一種干預機會。國內競爭團體各自有後台老板，不願意妥協，鬥爭更加劇烈，更加深化社會內部的分裂。
另一個困境也很重要，這是第三波民主與前兩波最大的不同。第二波民主化，是由工人和農民反抗資產階級壓制，爭取參政權，經過很長時間鬥爭取得的成果。第三波民主化看起來很平順，很多國家舊的政治體制結讓一瞬間可以被替代。在很多原來採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資產階級不對民主化有任何抵制，甚至是十分歡迎的。為什麼呢？因為這波民主化，對資產階級是毫無威脅的，市場化與民主化結合成一個連體嬰。徹底市場化、徹底自由化，讓勞工群體不可能透過民主真正改變他們的不對等經濟地位。
在這個層面上，進一步的經濟全球化不斷地在加速掏空國家的社會保障職能。雖然政府是民選的，但是選出來的政府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因為它受制於全球市場力量的強大節制。同時政府面對越來越多的兩極分化、貧富分化，能夠著力的地方也非常有限。這時社會衝突是很難避免的。
在過去，民主社會主義是可能的，比如說戰後頭20年，資產階級跟勞工至少在福利國家上達成了一種妥協。但現在這種妥協從資產階級看來是一種奢侈，不需要。因為經濟自由化給他前所未有的一種移動能力，一種在全世界到處自由移動的選擇，一種制定基本社會遊戲規則的特權。這樣他根本無需跟國內其他團體做任何妥協，它甚至不需要長期待在特定的一個國家。這是第三波民主化的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我覺得這也造成它一種必然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