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中國與中國的世界

最近《紐約時報》連續發了兩篇頗有深意的報導。四月上旬《紐時》記者報導美國加州州政府已經與中國政府簽署一項合作意向書，這個合作計畫打算引進中國大陸的高鐵系統，大陸當局承諾將提供所有的設備、技術以及工程師，必要時也可以提供貸款，並承諾雇用大量本地勞工。《紐時》的記者感嘆到，一百五十年前，中國也曾幫助加州興建鐵路，不過那個時候僅僅是輸出苦力。

上個星期日《紐時》記者從印尼東爪哇省採訪了拉蒙岸縣的縣長。這位縣長在兩年前第一次隨團訪問中國，被大陸的神速發展所震驚，回來後立刻下令所有縣內的小學開始教授中文，並積極尋覓華語師資。《紐時》的記者提醒讀者，在蘇哈托政權時代，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蘇哈托執政三十年多年期間，印尼政府全面關閉中文學校，也嚴格限制中文報刊與書籍的進口。過去，印尼經常爆發排華事件，現在拉蒙岸縣縣長寄望當地的華僑能利用他們親屬網路幫助該縣發展與大陸的經濟合作關係。

《紐約時報》的這兩篇報導反映出，西方國家的意見領袖對於中國問題的思考，這二十年來的巨大轉變。九十年代西方的主流媒體圍繞著「中國崩潰論」的話題打轉，當時的氣氛是社會主義陣營大勢已去，中共政權背負沉重的六四陰影，中國經濟轉型危機重重。等到中國大陸安然度過亞洲金融危機，以及第三到第四代領導人順利接班，中國崩潰論開始明顯退潮。

到了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西方主流媒體的熱門話題是「中國威脅論」，中國問題專家與國際關係學者不斷在辯論：中國是否可能和平崛起？美國是否可能坐視這個未來唯一的潛在挑戰者不斷壯大？中美間的戰略攤牌是否難以避免？不過，隨者中美之間的經濟依存關係已經緊密如連體嬰，以及中國躍升為帶領全球走出金融海嘯的經濟火車頭，這個議題又很快成為明日黃花。

《紐約時報》的這兩篇報導清楚的透露出，西方主流媒體的問題意識又轉換了。下一個十年的焦點將是有關「中國的世界」之爭論，也就是中國的崛起是否意謂著世界將因此而改變？法國《世界報》前主編伊茲拉萊維奇在二○○九年出版《當中國改變世界》一書，在歐洲引爆這個話題。緊接著英國《獨立報》前副總編輯馬丁雅克又拋出一個更震撼的話題，他在《當中國統治世界：天朝的興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一書中預言：中國的興起會重新塑造「現代」的意涵與模式，世人不要期待中國會向西方模式靠攏；相反的，當中國人的文化優越感逐漸恢復以後，中國的文化輻射力量將再度開展，成為帶動世界秩序重組的重要力量。

最近英國劍橋大學資深研究員哈爾珀推出新書《北京共識：中國的威權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更將這個話題帶入另一波高潮。這些暢銷書的陸續出版意謂著西方觀察家已經越來越擔心，他們無法樂觀期待一個「世界的中國」出現，他們越來越不相信興起的中國會被西方國家所建構的主流價值觀，以及現存的國際社會規範與制度逐漸同化，或是北京將選擇參與及融入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來發揮其領導角色。他們反而擔心，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挑戰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一黨專政體制將比西方式民主對於發展中國家更具吸引力；甚至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也將以某種現代形式在東亞出現，全面衝擊近代西方所建構的主權國家體系。

西方世界的焦慮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百多年來西方國家早已習慣於歐洲中心的世界觀，早已習慣指導非西方社會、改變他人，而不是被他人改變。其實這種焦慮是不必要的，不同文明間相互交流、激盪、影響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從十五到十六世紀回教世界對歐洲文藝復興產生巨大影響，中國文明也曾經是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知識分子景仰的對像。東亞在過去一百年不斷吸取西方的現代化經驗，過去三十年中國大陸也大量引進西方的制度，所以中國的世界與世界的中國不是兩個相互排斥的命題，而是一組互為因果，相互牽引的辯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