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峰會一舉跨越三道歷史分水嶺

杭州峰會一舉跨越了三道歷史分水嶺：第1是G20集團核心任務的轉換，第2是經濟政策與全球治理主導思想的演進，第3是全球經濟合作議題倡議者與引領者角色的交替。

美國總統布希在2008年首度在華府召集G20集團領袖會議，最初的動機很單純，就是意識到西方國家已經深陷金融海嘯的深淵難以獨力脫身，必須藉助新興市場國家的需求增長與高額儲蓄，才能及時穩住全球經濟，避免上個世紀20年代的大蕭條悲劇再現。所以，G20集團峰會最初的任務，就是藉助各國領袖的威信，及時達成對於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重整金融機構，以及穩定金融市場措施全球協同行動方案的共識，並強化各國對於履行政策承諾的決心。

在全球經濟逐步走出金融風暴之後，G20集團峰會的關注重心還是集中於如何協調中短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措施，引導全球經濟邁向穩健復甦，適度拉抬經濟增長速度，並以能在2018年前讓全球GDP多增加2%為努力目標。

這次杭州峰會將G20集團的核心任務從偏重應對全球經濟的中短期挑戰，正式提升為謀求全球範圍中長期的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性發展，與維護當代與子孫後代的共同利益，並為此制訂與推動結構性改革行動綱領，以及同步推進全球治理機制的系統性改革。這會是G20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合作平台的一次歷史性跨越。為此，杭州峰會第1次就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SDGs）制定行動規畫，第1次制定「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第1次制訂「G20創新增長藍圖」，並在既有的G20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定期會議外，增加主管經濟與貿易的部長定期會議。

過去多年，G20的政策共識文件深受G7集團主流政策思維的影響，以及西方國家政治體制失靈的約束，其著眼點是挽救面臨逆轉危機的既有全球化模式，這個模式讓跨國企業與最富裕階層的利益極大化，但在世界各地都遭遇到弱勢群體的強烈反彈。

這幾年G20集團內以中國為首的非西方國家倡議G20應為全球化找到新的動力與社會支持基礎，一方面要對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進行系統性改革，要優先照顧到絕大多數欠發達國家的可持續性發展需要；另一方面要鼓勵各國採取積極行動推動結構性改革，以創新帶動增長、發掘網路經濟與跨境電子商務的巨大潛力、扶植中小型企業、普遍提升勞工的技能、建立完善的社會轉移支付及收入再分配機制，大力推進基礎建設投資，以及積極發展綠色能源。

杭州峰會第1次將上述倡議形成完整的論述，公報首次確立「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長程願景；第1次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作為行動方案的目標，並首度提出支持非洲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合作倡議。杭州峰會也決議針對結構性改革建立具體量化指標，督導各國進度。同時，峰會還針對建設更有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架構，推進一個全球性公平和現代化的國際稅收體系，以及持續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股權份額等3項全球治理機制改革議題，提出原則性倡議。

杭州峰會的第3個重要歷史標誌就是中國影響力凌駕美國，北京躍升為全球經濟合作議題的主要倡議者與引領者。這次峰會公報將會議通過的一籃子行動方案正式命名為「杭州共識」，不僅僅是為了讓東道主習近平風光收場，更是體現絕大多數國家對中國的領航角色寄予厚望，期待「中國方案」可以為世界經濟注入新的動力，可以將絕大多數欠發達國家帶上可持續發展的坦途。

畢竟，在過去7年裡，中國的增長速度雖然有所放緩，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將近1/3，明顯超過G7的總和。同時，中國大陸在推進產業創新、發展電子商務、加速基礎建設，與發展綠色能源等方面進步神速，不但可以與各國分享經驗，更採取了具體行動，分別與亞洲、非洲、中東歐、中東以及拉丁美洲建立了完整的多邊經濟合作平台與開發融資機制，讓西方國家只能望其項背。

朱雲漢(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