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鏈複雜性的成本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福魯哈爾引述《指南：中間人經濟的崛起和溯源的力量》新書的一段話──供應鏈的中間人雖然讓資本主義運轉得更加順暢，但同時也以損害經濟和社會的方式扭曲了資本主義。

現代資本主義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公平市場需要買賣雙方有一致的道德框架。這並不奇怪，因為他的想法源於18世紀的市場，當時的市場背景下，生產者和消費者很可能是鄰居。

當技術、交通運輸與通訊的逐漸進步，為我們帶來衍生性的發展，創造複雜的全球供應鏈。這雖然降低了消費者價格，但也帶來其自身的風險，從扭曲市場的壟斷力量到勞動力剝削，以及環境惡化。

這些供應鏈既存在於實體產品，也存在於全球資本，其成本之一是強大的企業中間商的崛起。例如，每年運輸逾2億噸的食物和其他貨物的嘉吉(Cargill)、不知多少家打包複雜證券的大型金融機構，以及像亞馬遜(Amazon)這樣的科技巨頭平台和沃爾瑪(Walmart)一樣的大型零售商，甚至還包括在房屋買家和賣家之間斡旋的房地產經紀人。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凱瑟琳•賈奇(Kathryn Judge)在她的新書《指南：中間人經濟的崛起和溯源的力量》(Direct: the Rise of the Middleman economy and the Power of the Source)中指出，這些中間人讓資本主義運轉得更加順暢，但同時也以損害經濟和社會的方式扭曲了資本主義。她寫道，中間人讓我們有可能「購買在世界另一端生產的商品、打造多樣化的投資組合、在舒適的沙發上訂購雜貨」。但這種連接性的力量正在「削弱可問責性」，因為它在買家和賣家之間製造了非常多的隔閡，以至於無法統計出便利性和低價的實際成本。

很多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從用童工生產的紡織品，到複雜食品供應鏈中的大腸桿菌(E. coli)感染爆發，再到金融服務或平台技術的中間商收取的高得不合理的租用費。後一種情況下，訊息不對稱令市場參與者很難對正在交易的東西有共同的認知（亞當•史密斯認為這是市場良好運作的另一個先決條件）。

從2008年的次貸危機到近年來的供應鏈短缺，超全球化和企業權力的極端集中無疑是市場失靈的背後因素。但賈奇認為，「中間人經濟的增長」本身就是問題所在，因為它將我們的市場體系中的責任，甚至道德，去中介化了。

例如，想一下近幾十年來，上市公司的持股格局發生了怎樣的變化。1950年的美國，此類股票只有6.1%由機構持有，其餘全部為個人直接所有，這些個人投資者在誰應該進入董事會等問題上投票。如今，養老基金、共同基金、對沖基金等機構中間人持有此類股票的70%。儘管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努力打擊所謂的「機器人投票」行為，多數機構中間人會通過另外兩家大型中間商——代理顧問ISS和Glass Lewis——來處理公司投票事務。這一切都使得真正的企業社會責任難以履行。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在經歷了幾十年由中間商控制的，專注於更低成本、更高風險調整收益和「效率」的市場體系之後，如今，我們面臨著更多金融波動、越來越多的供應鏈中斷和一個逐漸變暖的星球，有什麼可奇怪的？

兩大問題是如何創造制度變革，以及誰將承擔變革的成本。雖然技術為連接買家和賣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這兩個問題都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個人對個人(p2p)貸款、直接面向消費者的零售商以及3D打印技術的興起都是相關的例子，儘管目前它們的規模都不足以取代當前的金融或製造業體系。

對我們當前市場體系的投入成本進行更完善、更清晰的統計可能會有所幫助。正如現在臭名昭著的18世紀奴隸販運船舶的雕版印刷圖案展現了人類在惡劣條件下從頭到腳擠在一起的畫面，改變了普通人對自己手中糖罐的看法，同樣的，越來越多的研究揭示了廉價食品和肥胖的聯繫、快時尚和垃圾填埋的聯繫、或者複雜的證券化和掠奪性貸款之間的聯繫等等，這些研究都有助於為當今更公平、更可持續的市場體系創造需求。

通脹（它將促使一些消費者和政策制定者重新把低價格作為衡量福祉的唯一標準）和惰性的挑戰將成為體系變革的巨大阻力。然而，重要的是，要記住某些領域已經發生了這樣的變革，即便進展緩慢。正如金融監管專家賈奇所指出的那樣，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約15年後，我們才剛剛開始了解，降低貸款體系的複雜性如何使銀行更加穩定，並使消費者負債減少。

正如次貸危機促使我們審視金融中間商的成本一樣，今天的供應鏈中斷可能迫使我們計算其他低價商品和服務的真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