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口正持續加速萎縮。國發會最新人口推估顯示，台灣總人口將從今年2,319萬人一路下滑，2045年跌破2,000萬人大關，至2075年更只剩1,215萬人；換言之，短短50年間將減少1,104萬人，相當於近一半人口從台灣消失。

國發會每兩年依據最新戶籍人口資料，發布人口推估報告。依據28日最新發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6年至2075年）」，台灣人口曾在2019年達2,360萬人高峰，之後逐步下滑，若以中推估顯示，2035年總人口先降至2,197萬人，2045年進一步降至1,998萬人，正式跌破2,000萬人；到了2075年，則僅1,215萬人。

人口快速縮水，最直接的源頭就是「生得愈來愈少」。國發會指出，今年新生兒人數低、中、高推估分別約9.2萬、9.4萬及9.7萬人；若以中推估觀察，到2075年出生數更只剩2.7萬人，不到今年的三成。反觀死亡人數將從今年19.9萬人增至2075年的30.5萬人，使人口自然增加由今年負10.5萬人，進一步擴大至負27.8萬人。

由於去年台灣總生育率降至0.695人，降幅比原先預期更為明顯；國發會因此下修長期總生育率假設，高、中、低情境下修至2075年的1.1人、0.8人及0.6人。

婚育結構同樣惡化，20至49歲女性有偶率已由2005年的55.3%，降至2025年的43.5%；更棘手的是，15至49歲育齡婦女人數今年約514萬人，2075年將只剩121萬人，占全體女性比率跌破兩成，降至18.6%。

國發會人力發展處處長謝佳宜表示，人口推估屬於情境模擬，主要依據過去生育趨勢設定高中低三種可能路徑，並同步納入政策作為；若未來透過更積極的支持措施，降低年輕世代進入婚姻與生育的障礙，仍有機會朝高推估情境發展。

台灣面臨的另一項結構性問題，是育齡婦女人口基數持續萎縮。謝佳宜解釋，韓國近兩年生育率出現回升，除了疫情後結婚潮外，1991年至1996年出生的較大人口世代陸續進入生育年齡，使潛在育齡婦女人數有所增加，加上政策推動，共同支撐生育率回升；台灣則沒有類似的人口區塊增加，育齡婦女人數呈現持續下降，使得即使政策鼓勵生育，可生育人口基數縮小仍是一項限制。

針對生育率持續走低原因，謝佳宜表示，很難歸因於單一因素，也無法判定哪一項因素比重最高，包括婚育型態改變、年輕世代對婚姻的看法、社會環境及經濟考量等都可能產生影響。人口政策重點也不只是補助婚育家庭，而是透過政府、企業及社會共同營造更友善的環境，減少進入婚姻及生育的障礙；政策並非賦予民眾婚育義務，而是希望增加有意願者做出婚育選擇的條件。

謝佳宜指出，行政院已成立「人口對策新戰略執行小組」，並於今年5月通過「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家庭支持篇」，從生育、養育到教育三階段提出18項對策，後續還將推出「銀髮世代篇」、「全齡育才篇」及「全球攬才篇」，減緩人口結構變遷衝擊。

延伸閱讀

人口寒冬 台灣如何找曙光

國發會發布的「中華民國人口推估報告」揭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慄的景象，台灣總人口數將於二○三九年跌破二千萬人，二○五三年降至一四八○萬人；倘若少子女化與全齡老化的趨勢未能逆轉的話，到了二○六八年前後，全台總人口將僅剩下不到一千萬人。短短數十年內，台灣將經歷規模空前的人口蒸發；從動態繁榮的科技島國，快速推移至人口高度稀釋的「極限社會」。

更嚴峻的是，這種人口規模的下滑並非單純的數字變化，而是伴隨「極端老齡化」與「勞動力衰退」的雙重夾擊；二○三七年起，四十五歲至六十四歲的中高齡工作人口占比將正式超過五成，標誌著台灣勞動力供給，將徹底告別青壯年為主的黃金時期，邁入「又少又老」的結構困境。至二○七五年，每一百名工作年齡人口，更必須負擔高達一三六點六名「依賴人口」，扶養比呈現毀滅性失衡。

面對此一「滅國等級」的人口危機，過往八年政府編列了近六千億元公帑，打著「少子女化對策」旗號，進行各式現金補助與福利津貼疊加，總生育率卻一路下滑至○點七、甚至更低。事實證明，寄望於無腦式津貼補貼的政策套路，不僅無法誘發青年世代的生育意願，反倒暴露了國家面對人口轉型，缺乏總體戰略思維與結構性改革的荒謬困境。

然何以鉅額的財政轉移支出，無法換來生育率反彈？這其中糾結著適婚當育、安居樂業、人口紅利、代際傳衍等面向的諸多撕裂。首先，在適婚當育的視野下，婚姻與生育並非孤立的個體選擇，而是深受適婚年齡段人口基數與「有偶率」控制的結構行為。內政部統計顯示，台灣二十至四十九歲女性的有偶率，從二○○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五點三，滑落至近年不足百分之四十四，雪崩般的結婚率，直接封鎖了生育率回升的可能性。

其次，從安居樂業的角度檢視，當前青年世代面臨的是「高房價、高物價、低薪資、高工時」的四高壓迫，進而包括高昂的購屋與租屋負擔、育兒教育與機會成本過高，以及焦慮於既有生活自由與品質被剝奪，成為影響青年生育意願的三大主因。

最後，傳統人口紅利奠基於高人口數量、優質勞動力及輕微扶養負擔，然台灣長期將勞動力視為低廉生產要素，未能及時升級產業與勞動法制，致使青壯年族群在面對自身生存威脅時產生「自我防衛機制」，亦即透過拒絕進入婚姻與生育，來終止貧窮與焦慮的代際傳遞，少子女化便是針對不友善生存環境的集體抗議。

尤其，政府透過發補貼創造「有在做事」的假象，卻無視個體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結構性統治關係；以及性別分工中，對女性「非給付照顧勞動」的剝削。倘若不打破這些統治權控關係，則任何單點式的政策加碼都不過是體制安慰劑。

人口蒸發與全齡老化並非遙遠預言，國家治理思維也必須從追求人口總量成長，切換至「如何適應人口減少的極限社會」。唯有經濟、勞動、居住、福利體系的全面變革與結構性轉型，台灣方能在人口寒冬中，為子孫後代鑿出一道安居樂業的永續曙光。

(作者 王順民／中國文化大學社福系教授)

陳清雲／人口危機動搖國本 催生之責須國家扛

國發會推估，台灣人口將由二○二五年的二三三○萬人，降至二○七五年的一二一五萬人，屆時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將超過半數。少子化與高齡化交互衝擊，不只造成缺工，更將牽動健保、長照、教育及國家財政。人口問題早已不是家庭私事，而是攸關國家未來的重大課題。

政府多年來發放生育津貼、育兒補助，為何生育率仍未見起色？不是補助毫無作用，而是一次性的錢，承擔不了近二十年的養育責任。從托育、醫療、教育到居住，父母投入的是金錢、時間與心力；當收入追不上房價，年輕人連自己都擔心養不起，如何敢成家、生子？

因此，人口政策不能只問「生一個發多少」，而要回答「生了之後誰一起扛？」政府應建立一套「育兒風險分擔制度」，給年輕家庭四個可以信賴的保證。

第一是居住保證。可推出「成家安居方案」，依生育及子女數提供社宅優先、租金減免與較長居住年限；首購家庭則給予低利房貸，並隨子女增加提供階梯式利率或本金補貼。不是先有房才能生，而是生了孩子，更有機會安定成家。

第二是成長保證。建立「家庭成長帳戶」，將零散津貼整合為零至十八歲的持續支持；第一胎即納入保障、第二胎以上逐級加碼、第三胎以上再提高稅額抵減，並採可退稅設計，使低所得家庭也能受惠。國家支持不應只在孩子出生那一刻，而要陪伴他一路長大。

第三是照顧保證。政府應擴充公共托育、臨時托育、病童照護及課後服務。若父母為了接送孩子被迫離職，再多津貼也補不回少掉的一份薪水。托育不能只有「有名額」，還要做到「送得到、接得了、付得起」。

第四是職場保證。懷孕、產假及育嬰留停，不應成為考績或升遷的扣分項目。政府應由公部門率先落實；民間企業若推動彈性工時、職務代理與復職保障，則給予租稅優惠或補助獎勵。育兒也不是女性一人的責任，父親請育嬰假同樣需要制度支持。

學校健康教育也可適度納入生育力、生殖健康、人生規畫等課程，使青少年及早取得正確資訊。這不是催婚催生，而是幫助年輕人作出知情選擇；人工生殖、生育力保存及相關醫療支持，也應更加完善。

半世紀前，政府以「兩個孩子恰恰好」推動家庭計畫；如今人口情勢逆轉，也需要新的政策承諾：生一個有靠山、生兩個也心安；孩子愈多，支持愈多。這不能只是口號，而應成為住宅、育兒、托育、職場政策共同遵守的準則。

年輕人不是不喜歡孩子，也未必都真的不想生；選擇不生應予尊重，但更多夫妻是因為住房、收入、托育、職場壓力，從「想生」變成「不敢生」。人口政策不應干預個人的生育選擇，卻應降低現實障礙，讓原本因現實而打消生育念頭的人，重新看見成家的可能。

國家若能把育兒的不確定，轉化為可信賴的制度保障，年輕人才可能從想婚、想生，走向願生、敢生；國家多扛一點，年輕人就能少怕一點。讓生育不再是一場豪賭、讓成家成為值得期待的未來。

（作者陳清雲／立法院法制局前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