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CBP）日前對巨大集團台灣廠區製造的自行車與零組件發布暫扣令（WRO），理由涉及疑似侵犯移工人權，震撼全台。

   對此，巨大集團已緊急成立危機處理小組，高層與團隊在928連續假期不休假，三天全員總動員，分頭準備相關聯絡及證明文件，力求盡快向美方釐清疑慮，爭取解除暫扣令。巨大集團危機處理小組的行動主要分為三大方向：首先，台灣工廠全力準備相關證明文件與資料，巨大強調，將以國際最高標準檢視現行制度，若有不足之處，會在最短時間內強化與改善。

　其次，巨大集團已確認委任美國律師事務所協助，並與律師多次開會討論。美國律師也已列出台灣律師團隊需補齊的證據與文件，集團正在加速整合，以便盡快透過專業法律管道與CBP直接接觸。第三，巨大集團同步尋求政府支援，已透過各種管道與行政院、經濟部、勞動部等中央單位接洽，希望借助官方協助與資源，加速與美方展開溝通。

　根據CBP指出，當掌握到貨品涉及強迫勞動製造的證據時，將立即扣留相關貨物，並要求進口商證明其貨品符合規範。依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強迫勞動指標，CBP此次檢視的重點，包括移工是否遭遇不當的勞動條件與住宿環境、債務束縛、積欠工資與超時工作等。CBP認為，這些問題恐導致巨大產品價格被壓低，進而讓美國企業蒙受數百萬美元損失。

　法人分析指出，此次事件，讓巨大集團短期面臨三大經營風險，一是營收衝擊：此次遭CBP發布暫扣令，正好發生在歐美傳統銷售旺季前夕，若暫扣令時間拉長，恐對第四季出貨與營收造成不小衝擊。二是品牌信任：此事件不僅影響巨大，也牽動國際品牌對台灣供應鏈的觀感，若未能妥善處理，恐導致訂單轉向；三是合規成本：即使事件最終解除，未來巨大及整個產業鏈勢必投入更多人力與資金於勞權治理與合規制度，成本將顯著增加。

巨大強調，巨大公司始終秉持尊重人權與保障勞動條件的核心價值，近年已採取以下具體行動。自2025年1月起，全面推動零招聘費（Zero Recruitment FeePolicy）政策，所有新聘外籍員工招聘、仲介與政府費用，均由巨大公司全額承擔。巨大解釋，於2024年底完成員工宿舍條件優化，提供更安全且舒適的生活環境。巨大將爭取撤銷暫扣令並啟動應變方案，積極釐清事實。

巨大指出，集團已啟動應變方案，建立內部監督機制與第三方稽核，持續落實盡職調查，確保所有作業流程符合國際人權與勞動標準。目前將聯繫CBP提出申訴（petition），並積極爭取撤銷暫扣令（WithholdRelease Order, WRO），並說明巨大已經採取適當的措施。

巨大表示，將持續透明溝通，以具體行動維護勞工權益，確保透明、公平並符合永續發展價值，持續更新進展，並與全球利害關係人保持溝通，共同維護健全與負責的產業環境。

延伸閱讀:

工商社論／強迫勞動爭議與台在供應鏈的脆弱角色

　台灣產業界近日最受矚目的爭議事件，莫過巨大被國際輿論點名涉及移工強迫勞動案。此雖屬供應鏈上個別企業的挑戰，但核心問題不在單一家企業上，而是凸顯台灣在國際政治社會的結構性困境，更是全球供應鏈不對等造成的結果。雖朝野都重視對受損廠商的支持，背後龐大且盤根錯節的制度性問題更須正視。

　自1992年開放引進移工以來，台灣產業仰賴外籍勞動力的程度日益加深。然而，移工制度至今仍高度依賴仲介，導致「買工費」與高額債務成為常態。移工為取得赴台工作機會，往往在母國先借款、支付受訓或海外工作的旅費。以印尼為例，國營銀行12％的貸款利率已被視為優惠。普遍上，移工還未踏上台灣土地，便深陷債務枷鎖。

　台灣因國際政治地位的特殊性，無法像日韓一樣，與東協國家簽訂勞工合作協定，只能倚賴仲介體系，因此不僅缺乏制度談判的主動權，更被迫承受仲介壟斷帶來的高昂成本。移工來源國政府對此心知肚明，卻無意願改善。印尼政府將移工視為外匯第二大來源，但培訓成本、債務風險全數外包給移工與輸入國；菲律賓透過政府承擔訓練費用，讓移工以低負擔出國，失聯率也低。顯示問題非單純的「僱主壓榨」，也和來源國制度設計的不正義有關。

　在國際供應鏈的評估標準中，結構性問題被有意無意地忽視。歐美人權組織與跨國品牌聚焦於「零買工費」、「乾淨供應鏈」等要求，未正視台灣的特殊處境。國際品牌做為最大獲利者，卻一味將壓力轉嫁給代工廠，跨國買主掌控訂單價格與利潤分配，卻要求台廠承擔查核與補償責任。當代工毛利所剩無幾時，這些額外成本就成了沉重的打擊。

　強迫勞動的國際指標中，「抵債勞務」與「脆弱處境」為台灣業者最難跨越的門檻。移工債務源自來源國結構，卻被算在僱主頭上；語言隔閡與經濟弱勢，也讓大部分移工都能被歸為「脆弱處境」，這樣的判準，固然出於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執行上卻成了對代工廠的嚴苛標籤，實際案例屢見不鮮。

　值得注意的是，跨國品牌與國際輿論對台灣代工廠的要求，並非單純出於人權價值，而是基於供應鏈談判中的權力不對等。代工業長期深陷「低利潤、高風險、高成本」中，要承受跨國品牌壓價，又要背負移工來源國的制度成本，還要應付國際輿論與人權團體的指控。諷刺的是，歐美國家推動「零買工費」倡議時，台灣無法參與制定規則，卻必須照單全收。政府長期缺席於國際談判，使台灣只能成為規則的被動接受者。

　對等關稅進一步蠶食出口產業微薄利潤，面對此一個案的出現，更應思考從結構面著手，實質改善產業不利情勢。提出以下三點建議供做參考：

　第一，積極推動國際勞工合作協定。政府應透過多邊平台或與友好國家合作，突破困境，嘗試與移工來源國建立透明的合作機制。至少先從「出國前債務結構」入手，避免移工在母國就被不合理的高利貸壓垮，並透過制度保障台廠不再成為被動的最後買單者。

　第二，要求跨國品牌承諾，採購納入人權保障成本的產品。政府應與產業攜手制定規範，要求跨國買主提出「零買工費」或「乾淨供應鏈」時，須同步調整訂單價格，與代工廠共同對補償政策採具體承諾，保護代工業者免於低利潤下持續被壓榨。

　第三，建立透明直聘制度，削弱仲介壟斷。加速推動直聘管道，由來源國與政府建立透明公平雇用的框架規範，讓雇主與移工直接對接。移工來台的每一筆費用，都有制度性檢視與追蹤，減少仲介成為制度漏洞的最大得利者。

　台灣代工業在全球供應鏈上，能否擁有尊嚴與空間，與政府是否採取實際行動，在國際社會為業者訴求公平與正義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