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企業的專橫時代

編按:

《經濟學人》指出,世界各國政府都希望讓公司屈從於自己的政策,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一直在變化。專制政府希望帶來繁榮、公平和安全,但從長遠來看,三個危險迫在眉睫:政府和企業面對的目標相互衝突,效率和創新下降及裙帶關係,專制政府也有可能讓其效率低下、帶來既得利益或被孤立而告終。

1945 年後,許多國家試圖利用國有和公司制度重建社會。到了 1980 年代,西方強化自由市場,讓政府撤退成為全球市場競爭規則的裁判,以監督民營公司,然共產主義國家吸取了西方失敗的教訓。

現在,一個新的動盪階段正在進行中,因為公民要求從社會正義到氣候的問題必須採取行動。政府回應的政策,正在指導公司讓社會更安全、更公平,但不控制他們的股份或董事會。國家不再是企業的所有者或裁判,而是成為司機,這種專橫的商業干預主義雖是善意,但歸根結底,也是一個錯誤。

拜登政府正在推行軟性保護主義、工業補貼和正義監管的議程,旨在讓自由市場對保障中產階級。在中國,習近平推行的「共同富裕」旨在遏制自由市場隨心所欲的發展,創造一個更加自給自足、溫和順從的商業環境。歐盟正在遠離自由市場,轉而擁抱產業政策和「戰略自主權」。隨著最大經濟體轉型,英國、印度和墨西哥等中型經濟體也在轉型。但重要的是,大多數民主國家是兩黨合作協調式的干預,很少有政客願意主張開放邊境與自由市場的議題上參加選舉。

這是因為許多公民擔心市場及其政府裁判不能勝任這項工作。金融危機和緩慢復甦更加劇人民對不平等憤怒,並因疫情衍生出其他的擔憂。

世界最大的 10 家科技公司規模是五年前的兩倍多,有時他們的行為似乎凌駕於法律之上。地緣政治背景與 1990 年代相去甚遠,當時貿易和民主的擴張承諾齊頭並進,也與西方和蘇聯幾乎沒有商業聯繫的冷戰時期不同。現在西方民主主義國家和中國極權主義國家是競爭對手,但經濟上相互交織。複雜的供應鏈正在導致通貨膨脹,強化全球化過度擴張的看法,另外,氣候變化也是一個越來越緊迫的威脅。

各國政府正在重新設計全球資本主義以應對這些擔憂。但很少有政客或選民願意回到全面國有化。就連習近平也不熱衷於重建一個由叼著煙的政委來經營鋼鐵廠帝國,而拜登儘管懷念 1960 年代,但只需走過美國堵塞的西海岸港口,就會想起國有經營可能更是混亂,

與此同時,在疫情大流行期間,各國政府開始嘗試新政策,這些政策在 2019 年 12 月是難以想像的,從為公司提供可能 5 萬億美元或更多的救濟金和擔保,到關於購物時,顧客與顧客之間,保持最佳間距的指示性指導。

缺乏強而有力的政策正在彌漫著干預主義思想進行整合。其中一個舉措是聲稱可以通過增強安全性的廣泛定義,出於安全原因,政府指示合法的行業已從國防擴展到能源和技術,在這些領域,政府扮演著實際計劃者的角色,通過研發(r & d)支出來促進本土創新,並通過補貼來引導資本支出。

在半導體領域,美國提出了一項 520 億美元的補貼計劃,這也是英特爾的投資預計將比五年前翻一倍的原因之一。中國正在尋求半導體自給自足,歐洲正在尋求電池自給自足。

疫苗、醫療成分和礦物質,也被視為戰略的定義很可能會進一步擴大。以安全的名義,大多數大國都收緊了審查外國投資的規定,美國的懲罰性制裁和技術出口管制網絡涵蓋了數以千計的外國個人和公司。

另一套舉措旨在加強利益相關者,強調股東、消費者及員工,凡與公司經營有關人等皆贏局面。管理人員必須更加權衡福利,包括員工、供應商甚至競爭對手。大多數的企業都是自願的加強跟進,以ESG 投資準則為公司評分,例如,保護生物多樣性、當地人民或他們自己的工人。但這些更廣泛的義務對公司來說可能變得更難避免。

在中國,阿里巴巴已承諾為共同富裕提供 150 億美元的「捐款」。在西方,利益相關者主義可能通過官方機構來實施。中央銀行和公共養老基金可能會避開被認為是反社會公司的證券。美國的反壟斷機構曾經只保護消費者,現在正在考慮其他目標,例如幫助小公司。

直接面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雄心令人欽佩。到目前為止,至少在中國以外,專橫的政府並沒有損害商業信心。美國主要股市指數比疫情前高出 40% 以上,而全球最大的 500 多家上市公司的資本支出增長了 11%。然而,從長遠來看,三個危險迫在眉睫。

首先是政府和企業面對的目標相互衝突,將無法找到最佳的權衡取捨。一家有義務保持良好勞資關係和工作崗位的化石燃料公司可能不願因氣候變遷而縮減規模;一項幫助數十萬小型供應商的反壟斷政策將傷害數以千萬計的消費者,他們最終將支付更高的價格。抵制中國侵犯人權可能會剝奪西方廉價太陽能技術的供應。專注於單一行業的企業和監管機構通常沒有能力應對這些困境,也缺乏這樣做的民主合法性。

第二個危險是效率和創新下降。複製全球供應鏈非常昂貴:跨國公司擁有 41 萬億美元的跨境投資。從長遠來看,更有害的是競爭削弱。大肆補貼的公司變得鬆懈,而那些不受外國競爭保護的公司更有可能對客戶態度惡劣。如果你想控制Facebook,最可信的挑戰者是來自中國的TikTok。政治家和大企業按照正統思維管理補貼流動的經濟體不是企業家繁榮的經濟體。

最後一個問題是裙帶關係,它最終會污染商業和政治。公司通過試圖操縱政府來尋求優勢:在美國,界線已經模糊,更多公司干預選舉過程。與此同時,政客和官員最終偏愛特定公司,將資金和希望寄託在這些公司身上,以干預減輕每一次衝擊的惡習。在過去的六週,英國、德國和印度花費 70 億美元來支持兩家能源公司和一家電信運營商,它們的問題與疫情無關。

綜上所述,國家應該進行干預以使市場更好地運作,例如通過碳稅將資本轉向氣候友好型技術;以資助公司科學研發;以及保護工人和窮人福利,但專制政府的新作風希望繁榮、公平和安全,但也有可能讓效率低下、帶來既得利益或被孤立而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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