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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數位韌性-以人為本思索未來

2024/12/11

數位發展下的社會，影響生活，個人與科技已經脫離不了關係；數位時代中的AI配套的基礎建設，我們還在起步，人工智慧基本法在歐美也如火如荼地正爭相研擬、修正、推進，在眾說紛紜的AI競爭力中有焦慮也急迫，立法的推動與人才的培育是當下應正視的主題。

主持/詹文男(數位轉型學院院長)

看看歐盟想想自己/葉志良 (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系助理教授)

面臨AI發展快速，科技創新日新月異，各國政府該如何去立一個所謂的AI法，或是說要對AI怎麼規範，是需要時間討論且不斷去超前思考的重要課題。現在企業端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數位轉型，還有怎麼去跟AI做結合，這其中也牽涉到治理的問題；不管是一般企業的法遵層面，或者是政府推行一些科技政策與制定法律，都會受到影響。

布魯塞爾效應與歐盟數位戰略

近來不論是AI或是人權的層面，只要談論立法或是規範的議題，首先都會講到歐盟。歐盟地區有其特別的定位，他們由二十幾個會員國結合在一起，經常性的推動一些統合式的，且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法規。

舉兩個歐盟法案影響全球的例子。第一，二零一八年，歐盟制定了個人資料保護法(GDPR)，當時就是要帶給全世界、各國政府乃至於企業界一套完整的資料保護法制，這一股歐盟「布魯塞爾效應」確實有相當程度上的影響。歐盟當時想要在資料經濟上能夠領先全球；所謂領先全球，其實就是怎麼跟美國較勁。歐洲發現，現在日常生活中民眾所使用的數位平台，幾乎都是美國的大企業，為了不想受制於美國企業，並創造一個以人為本、永續發展的數位未來，歐盟想要建立一個所謂「數位主權」的概念。GDPR這樣一部法律的制定，也的確在全球起到了示範作用。

第二個例子，今年夏天，歐盟正式施行了AI法，在制定這些數位相關法律之前，歐盟早在數年前就開始以「數位十年」的政策方針，搭配「形塑歐洲數位未來戰略」，作為其數位經濟發展的兩大基礎；譬如說，在「數位十年」政策裡面，包含培養民眾數位技能、加速基礎建設布建、促進企業數位轉型、提升線上公共服務等細項，這些項目明確指出歐盟所欲發展的社會價值，也能表示他們想要在世界上成為什麼樣的角色。在所有立法的背後，其實都是表達歐盟國家的共同價值與政策目標，這樣的政策思維，也很直接影響到他們立法的方向。

直接與分散式管控不同台灣下一步?

從上面例子可看出，歐盟在推出人工智慧法案之前，除要有立法共識外，也歷經很長的一段時間的討論；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剛開始進行立法時，最困難的就是怎麼去做協調，怎麼跟企業界，或者是政府相關部會，甚至是與其他國家溝通。歐盟立法的例子並非單一部門埋頭苦幹，因為這些攸關權利義務的問題，都需經過不斷論證才能有結果。這也讓其他國家加速去思考，未來AI該受到什麽樣的規範?直觀的說，人工智慧法就是要制定以風險管控為基礎的制度，藉此劃分AI系統業者的各項義務。

除歐盟外，也可以看看其他國家的例子；美國其實也在急起直追，不過美國的立法跟歐盟較不一樣，屬於產業分散式的處理，去年拜登政府已發布AI行政命令；至於英國呢? 脫歐後還是較常跟隨歐盟腳步，但對於歐盟人工智慧法的部分，英國反而採取停、看、聽模式，其中原因是考量若有一部法律直接去規範AI，或許影響到科技與產業的發展。

AI專法非必須數位信任尤重要

個人認為，我國若要推動 AI 立法，不只要考量監管問題，尚有技術發展或產業扶植等面向需要納入考量。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他們更關注在產品研發、效能提升，也更重視與國外技術大廠的合作，所以在推動 AI 治理上，可先從政府機關協助產業建立倫理準則，或從規模較大產業開始推動，透過政府資助之科技計畫先行推廣。

此外，訂定 AI 專法或許不是最適切作法，尤其近來面臨境外平台稱不受國內法律約束，執法到最後只綁住國內業者而已。行政或立法機關在面臨立法抉擇前，宜先就政策面與產業面進行充分溝通，如確定需要立法，尤應向人民說明立法之必要性與適當性。

本次研討會，諸位講者都不約而同提到數位時代下「信任」問題尤為重要，所有規範與制度的可行性，都來自於信任。在數位轉型中，難免遭遇民眾對科技不信任的情形，但仍可透過企業自律或法律的設計，逐步消弭大眾疑慮、加強溝通，同時也應避免舊制度摧毀新技術，這是企業與政府在不遠的將來，需共同承擔的社會義務。

數位韌性與立法進程/黃國昌 (民眾黨不分區立委)

拆解抽象概念掌握數位韌性

關於這個題目，我腦袋裡面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到底何謂數位韌性?所以我到數位發展部的網站，去找官方、代表權威的解釋，引用網站數位韌性的定義:「是透過思維工具，讓台灣在遇到各種不利的狀況的時候，不但能撐得住，還能從打擊中迅速恢覆，並從中學習。強化自身體質。」這個定義，我覺得比較像是一個目標，因為他所解釋是非常抽象的一個狀態。

影響國安資安、經濟、民生

可以說要掌握「韌性」這個概念，沒有那麽簡單。他涵蓋範圍很大，不管是天災、事變、疫情，各式各樣發生在外部事件都有可能在其中。但我實在想搞懂這個抽象的概念，所以請教好友翟本橋，用AI來解釋什麽是數位韌性，姑且看看AI告訴我們什麽。

第一，是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資安就是國安，有非常多國際網路的攻擊事件會影響安全。第二，是對經濟的影響。這之中包含:服務的中斷、供應鏈危機、風險控管不足等等。第三，是對一般民眾的影響。這部分涵蓋就更多了，以疫情時為例；當時人跟人之間的接觸必須要降低，若發生這種狀況時，國家或是企業所提供的服務，有沒有辦法讓個人的生活維持穩定的需求？這都是數位韌性的一環。

了解何謂數位韌性後，就可以進一步討論到立法院的立法進程。葉志良老師以歐盟的立法當作例子，但回到台灣立法院現況，會發現立法的速度非常的慢；而AI科技進步的本質，是相當快速的，法律卻永遠緩慢在後追趕。我們不經要問「立法腳步慢，是一件好事還壞事?」如果是錯誤、粗糙的立法，是否反而阻礙的科技的發展?對社會、對每一個人民的影響又會是什麼?

預警風險以裴洛西來台為例

二零二二年八月，裴洛西要來台灣引發爭議，當時的便利超商的電視牆上，即顯示出一些政治宣傳。這件事或許沒有直接造成具體傷害，但預警了一種風險，若下次不實的訊息，具備引起公眾恐慌的要素，就可能引發社會動亂。

當時我在立法院，剛好有一個資通訊安全管理法的立法通過，為改善現況。因為行政院資安處，只是幕僚單位，人員雖都很優秀，但層級不夠高、資源不夠多；立法是希望透過更好的待遇與訓練，有更多新血加入，達到「事前預防」、「事中回應」、「事後恢復與調查」的目標。

公私部門如何協力？

然而，資通安全管理法在立法的時候，主要只是針對公務機關，還有關鍵基礎設施的提供者，舉凡從能源、水、交通、通訊、醫療、金融，總共有八項；特定的非公務機關，則只包含公營事業跟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

這樣的立法的範圍，造成什麼問題呢？因規範中沒有包含私部門，以裴洛西來台的案例來說，數位部除未能掌握裴洛西訪台期間公私部門資安事件全貌，也無法提供部分個案細節，僅能不斷鼓勵宣導加入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二零二四年，該法有新的修法草案，把組織層級拉高，數位部變成主管機關，資安署則是執行機關，規範的對象定義文字也有修正；但我老實說，這還是沒有實質改變，基本上規範對象還是公務部門，跟關鍵基礎實施的提供者。

這套法律實施四年左右，我想下個階段，應該思考如何強化與私部門協力；未必是直接增加私部門很強的義務，但架構好公與私之間的協力，是一定要面臨的挑戰。

韌性立法承擔高度前瞻性與行動力

回到法律的層面上，台灣在數位韌性的立法與施行上，遇到了什麼挑戰？我想提出三點。第一是安全風險與法規滯後，包含在網路安全性漏洞、法規落後現實的現狀；第二是政府跨部門協作不足；第三是供應鏈安全風險。

在某種程度上，我國針對科技發展進行管制的時候，立法的腳步真的很慢，立法的品質也還處於粗糙的狀態，這是所有的立法者與行政單位，必須要承擔的責任，要接受社會的責難、監督、批判，期待政府在數位韌性領域，能加緊腳步，展現高度的前瞻性與行動力，提高民眾對數位安全的意識，在不遠的將來，為台灣的數位未來築起堅實屏障。

Q&A

問題一

我是科技業的負責人黃先生，想要了解；講者提到立法的修正草案有很多問題，其實國際上有相關法案，都有很具體規範、管制，不知各位委員在立法過程中，會不會參考其他國際上的法律？

黃國昌：

國際上面的標準、相關的規範，都是立委在進行立法工作的時候，重要的參考依據。只不過在我國立法的時候，行政院有行政院的作法，因法案通過後，主要推動的是行政部門，目前在立法部門，通常就是以政院所提出來的法案為主要參考，進行各式各樣的修正。

若是針對資通安全管理法，比較多的是在針對公務機關跟關鍵基礎設施的提供者，由他們去落實這個計劃的義務。至於提問者講到，國外一些更細緻的規定，應該是針對不同特別領域上面特定的範圍，那恐怕不是現今這個法律所能夠承載的。

問題二

綜合兩位講者的內容，數位的規定在各國都不盡相同，比如疫情時候的人臉辨識，就不符合歐盟的規定，但中國就大量使用做控管，台灣也有這樣的狀況。所以一件事到底需不需要監管，在立法院裡面，制定規訂的背後，是否有專業的團隊來當顧問？或直接點說，立法委員想做什麽就做什麽？

葉志良：

我覺得科技發展跟這個人群的保護，其實之間是要做一些平衡的。就好比說人臉辨識，問題不是在於人類辨識本身，而是在於個人是否願意。自己的資料被政府所記錄下來，且有可能用在任何事情上面，我卻一無所知。所以就要反過來談，怎麽去保護人權、隱私權的問題；就歐盟角度，政府針對於社會上的問題，有可透過科技來解決，但同時需要保護到人權與隱私權，且人民應該有選擇權，決定我是否要成為被數據研究的對象。這是需討論，且相互配和的課題。

黃國昌：

您提了很好的問題，先談理論，再講現實面。理論上，任何法律的規範，牽涉到兩件事情；第一，是規範一定有規範的對象，比如說食品安全管理法，就要知道規範食品安全的對象是什麽。鎖定規範的對象後，要處理什麽事情，且需防止什麽事，不要違反了你鎖定的原則。第二，是針對這樣的規範對象，所欲求所達到的法律效果與規範模式。理論上法律的制定，就是對規範對象的認識跟掌握，對規範模式的認識、評估、選擇。

上述這兩件事，每一位負責任的立法委員，都應該，也會認真的花時間了解、去做。但我必須要很殘酷的報告，個人觀察的心得，大概絕大多數的立法委員都無法掌握上面兩件事的重要性。

也因此，政黨跟黨團智庫，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為什麽一直要找專家學者，辦各式各樣的座談；為什麽要請這些專家學者，提供研究心得、參考的文獻？甚至政府機關，為什麽每一年要花納稅人那麽多的錢，去做各式各樣的委托研究報告？在政治工作的實際的場域當中，每一個政黨或者是黨團。背後是不是有堅強的智庫，來當作後援；以及各個相關的立法委員，是不是認真的去看相關所有的文獻參考資料，了解他要規範的對象。每一個立法委員能夠做到的程度參差不齊，所以我沒有辦法給一個黑或白的答案，這就要交給台灣成熟的民主社會的選民，共同評判。

問題三：

詹文男：

隱私權在AI裡面如何被落實？另外，政府未來可能強制政府單位及大企業設置AI長嗎？

葉志良：

我覺得要先從使用者可能要先做起，我們不要常把個人資料，在公開的場合揭露出來，這可能是第一個大家要注意的。至於是否設立一個職位管理AI，其實企業內部有非常多高階主管，也面臨到這問題；但設置前需了解背後的意義，多設立部門的目的，是要溝通；對內溝通、對外、對主管機關溝通，且本身要有蠻多的專業，並對公司管理、國內外法規更需了解，要有這樣的一個人才，其實非常不容易。

黃國昌：

據我所知，金管會有要求，上市上櫃公司要設立資安長；但我不曉得在立法院，未來有沒有可能針對資安或AI技術，提升重視並督促政府、企業，做類似金管會的安排。此外，政府部門某方面我倒覺得沒必要增設，並不是說沒有必要設置資安長，而是政府常設的部門跟職位已非常多，所以更重要的，應是好好處理權責劃分的問題。必須要老實講，我不認為國家目前公務體系，處於一個準備好面對一切外在困難的狀態。

另外講到隱私的部分；立法當然重要，但實際面的落實，還有監管也非常重要。現在每個人都有一支手機，從早到晚、從生活到工作，幾乎都會用到手機，個人的所有資訊皆在裡面，倘若這部分的隱私沒有管理好，對社會與生活都影響很大；比如現在許多社群媒體的跨國企業，收集數據去做精準投放、賺取利益，但代價可能是全體人的隱私。

AI 時代的教育翻轉與思潮/黃碧端(前教育部政務次長)

AI技術的出現是「橫空出世」的革命，自生成式AI（如ChatGPT）的推出以來，僅兩年的時間就對教育、科技、創作及社會進程帶來了巨大影響。AI能夠協助人們寫作、解決問題，甚至替代人類的思考，這種能力讓人興奮，也引發擔憂。這項技術的發展速度令人目不暇給，也帶來了許多現實問題，包括倫理挑戰、隱私風險，以及教育與創作的未來方向。

教育現場因應時代變化

回到教育面上，台灣目前每個大學都有它各類AI教學、應用相關的一些措施，並促成AI的聯盟，各自努力推動數位化的發展；今年九月，教育部宣布要推動五個教育政策，包括紮根中小學的AI教育、推動高中AI多元選修課程辦理等等以提升教學效率與學生的個人化學習。然而，教師對新技術的適應能力與學生需求之間的差距成為挑戰，特別是中小學的教育體系中，傳統的教學訓練難以因應AI時代的需求。

為了協助教師，教育部也發布了如「校長數位學習領導指引」、「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3.0」等因應，希望校園管理者能帶領學校進行全面的數位轉型。然而，這些政策的落實面臨實際困難，例如教師可能缺乏技術能力、培訓資源不足；此外，AI教育的推廣也伴隨著隱私與數據安全問題。生成式AI能夠迅速分析學生的數據，提供個性化建議，但這種數據處理能力也可能侵犯學生隱私，甚至被濫用於其他目的。這些都是教育現場非常重要，更是困難度很高的挑戰。

參考國際經驗全球教育的AI實踐

國際上AI的應用已經進入教育系統的各個層面。歐洲的「AI4T計劃」是典型案例，由法國領軍愛爾蘭等國家，在三年間為超過一千名教師和三百多所中學提供AI相關培訓，並稱取得巨大成功。在倫敦的David Game College推出了第一個由AI取代真人的教學計畫，可能是全世界的第一個這麼做的地方，，(但還是搭配三個真人助教)。這些課程涵括科學、數學、英語和電腦，AI可根據學生的強弱項目，及時調整課程內容，實踐個性化學習。北京市教委近日也發布了《北京市教育領域人工智能應用工作方案》，確立了 “人工智能+教育”示範應用和未來數年的進程。

此外，美國也開始在高中階段引入生成式AI進行創新教學；Princeton High School等學校利用AI技術進行個性化學習分析、虛擬互動教學，並融入創意寫作、數學和遊戲設計等多樣課程中。這些實驗展示了AI在教學中的潛力，但也反映了其在倫理、隱私與教師角色定位上的不確定性；而各個國家的案例顯示，AI教育的推動需要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資源投入。

AI無可避免人類必須面對

講了這些例子，我想回歸到我們自己本身。我是一個文學教授，也是一個寫作者。我最關心的是，當AI幫我們寫作了，以後還有了不起的詩嗎？還有好的文學作品嗎？還有感動我們的李白嗎？還有紅樓夢的可能嗎？我想點出幾個未來人類必須面對的問題：

第一，是師道的困境；傳統的教學倫理、師生互動的溫度、師道的人格傳承，都很難求之於AI，所以當AI越來越取代了教師的位置，人類仰望的典範會在哪裡呢？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是教學的困境；教師運用新科技的能力，說實話很難趕上科技進步的發展，也很難趕上學生操作的熟練度。

第三，是藝文創作的困境；文學藝術是牽涉到人類的情感表達、行為判斷，以及文字能力的知識領域。文學的創作領域AI要怎麽樣來介入呢？更進一步說，它該不該介入呢？我想，依賴AI的語文藝術創作，有個初步的形式不是困難的，但要抓住靈魂，是真正困難，那也是人類語文創作無可取代的地方。

第四，是語文的困境。人需要自行運用文字表現的機會，在AI時代一定會越來越少，人類的表達能力，可預見也會越來越差；世界將走向「人類閱讀的資訊，多數是人工智慧寫出來」的怪異現象，而AI提供人類的資料中，得自AI所寫的比例，也會越來越高，我們的書寫能力會降低，人類面對的閱讀世界，則無可避免本質上的削弱！

數位大學建構邏輯思維/周景揚 (中央大學校長)

尖端科技趨勢人才培育重點場域

根據麥肯錫發布的尖端科技趨勢展望來看，目前重要的項目有幾點，分別是人工智慧的革命、建構數位未來、運算與連結的前沿、尖端工程，最後是永續世界。同時，台灣也提出五大信賴產業，包括半導體、人工智慧等等，透過這些趨勢，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討論，培育人才所需具備以下哪些核心能力，才能滿足尖端科技的發展的追求。

第一，就是數位素養；每個公民都需要有使用數位軟體與數據分析的能力，並在使用人工智慧工具時，具備相對應的網絡安全意識。第二，是批判的思維；很多人談到人工智慧，都會擔心他最後會不會侵佔人類的想象力，關於這個擔憂，學校扮演重要角色，需要培養學生有批判思維的能力。第三，是跳躍創新；第四則是跨越能力，最後還有人文關懷，也是非常重要。大學，在數位時代中，就是培養高端人才的一個重點場域。

跨領域學習讓AI融入人文精神

在AI的時代裡，大學要與時俱進，教育也要能與時俱進。以中央大學為例，第一個步驟，就是每一個大一、大二系所的學生，都能夠習得人工智慧的課程，並且應用於他的專業領域。全中央大學，大概有四百門課以上的課程，有包含程式語言設計能力的培養，特別是需要加強基礎學科的訓練，比如普物、微積分。第二階段，在大三、大四跟研究所，就提供一些進階課程與專題研究，尤其是跨領域的研究，因為現在我看到很多科技的突破，都是跨領域合作出來的。比如AI技術再往前走，加上生物工程的話，未來超級人類的誕生也不無可能。

但談到科技發展，也不能只講好的部分，也需要避免風險，所以我們成立了人本AI的研究中心，包含哲學、文學、資工，來研究未來人類跟AI共存的關係，以人類本質存在探索為基礎，並就文學、語言、教育、藝術、歷史和哲學等領域，進行論述及整合，以造福人類為前提，希望有機會發展人本智慧產品。比如人本AI照護機器人，意思是這個照護機器人，會以人類的關心，來照護老幼的被照顧者，這樣的思維模組，需要從現在開始建構起來透過大數據訓練，或許能解決未來高齡化社會的問題。

打基礎功底訓練邏輯思維解決問題能力

我四十幾年前去美國留學的時候，就深切體體驗到，學習程式語言，不僅可以訓練邏輯思考，還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另外培養數學中的分析、歸納能力也是必須的，這在過去比較沒有被重視，但現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他們背後都有歸納、分類的學問在裡面，所以身為校長，還是希望學生們把基本的能力建構好，學到批判、設計思考、應用的能力，這對於國家往後要做新創產業，才會是一股重要的驅動力。

從過去自動化，到現在是智慧化的時代，人工智慧產生巨大的影響，可以跟工業革命來相媲美。但是人工智慧不是萬靈丹，還是沒有辦法完全解決所有問題，但是要知道全世界有那麼多人，都集中火力在發展它，這些科技的進步才會快到不可思議。比如一九八零年代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IC設計才剛剛開始，當自動化工具發展起來後，許多人又認為IC設計的人可能會失業，因為自動化就生產力比他更好嘛，但我們都知道結果不是這個樣子。

政府須扮演領頭羊帶動產業智慧化

未來掌握人工智慧的發展，當然是已知的大公司，像Open AI、蘋果。然而，台灣也需要找出利基點，發展比如應用導向application specific AI；人工智慧要有營運模式和能落地的應用，否則只會是消縱即逝的煙火秀，面對這個全球的挑戰跟發展的趨勢，最立竿見影的策略就是智慧化。

最後，我要呼應張善政市長，政府應該擔任領頭羊的角色。以美國來說，美國在擁抱先進技術的時刻，都是政府與大企業在前面衝，若有什麼好的技術，也會帶頭去使用。台灣是ICT產業的前段班，但我們常常被批評過於保守，都沒有使用最新先進的技術，這政府要有決心走在前面。也呼籲我們這時代的人，要應用AI的新工具；未來，用AI的人會取代不會用AI的人，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

Q&A

問題一：

我是科技大學人工智慧中心的執行長。我的問題是，我們到底要不要開放讓學生的報告使用人工智慧的工具？如果開放，要不要有一些限制？如果不能開放，又要怎麽去跟學生講，說現在有這些先進的工具卻不能使用？最主要是開放後，會擔心像黃碧端主委所講，當人失去思考的能力的時候，我們又能夠給學生帶來什麽？

黃碧端：

我想，這確實是目前許多老師特別擔心的問題。當老師指導大量學生時，我相信其中遞交的報告裡，很可能已經有部分是由AI生成的。即便不一定能立即檢測出來，但在網絡或教育相關的數據庫中，如果老師具有一定的敏銳度，還是能找到一些測試工具來判斷學生的作品中是否包含抄襲或AI生成的內容。

目前，確實已經有一些測試軟體能協助老師識別學生提交的內容是否存在問題，例如是否來源不明或與其他資料庫重疊。這些工具能幫助老師識別學生在作業中不當使用AI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測試技術也在迅速進步，因為「矛」與「盾」的對抗總是同步發展的。

周景揚：

針對新科技的出現，中大的態度是鼓勵學生使用，因為掌握最新科技是必須的。然而，同時我們也強調倫理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學生在使用科技時，需要誠實地註明來源。例如，當他們使用AI工具完成部分內容時，應該主動標註：「這部分是使用某某工具產生的」。這樣不僅能鼓勵學生善用科技，也能培養他們的誠信態度。

某些課程，特別是注重基本能力訓練的課程，老師可能會明確規定禁止使用AI工具，因為這些課程的重點在於培養學生的基本技能。但對於一些進階課程，我們則鼓勵學生使用科技，同時要求他們注解來源，並確保內容的真實性。

詹文男：

因為我現在在台大教書，回想過去的教學經驗，曾經教了二十年的課，那時候大多數課程都是要求學生提交報告。但隨著ChatGPT的出現，我決定改變方式，現在大部分課程都改為考試形式。原因很簡單，若繼續要求報告，我還得逐一核對GPT生成的內容和學生撰寫的部分，這不僅耗時，還相當麻煩。相較之下，考試更能直接評估學生的實力，避免技術誤用的問題。

然而，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視情況而定」。我有一位朋友林一平，曾任科技部次長，他分享了他的教學經驗。他教IoT相關課程，鼓勵學生使用GPT來撰寫程式報告，但他有明確的規範：學生需要說明哪些部分是GPT生成的，自己又改了哪些，並解釋為什麼這樣修改。他的這種方法與校長的想法類似，強調誠信與技術結合的重要性。

問題二：

我是中央大學的學生，過去曾參與教育部課綱審查工作，因此對剛才市長提到的國教相關觀點特別有感觸。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在國民教育中，推動資訊教育時，我們經常面臨資源不平等的問題。而剛才提到，AI的確能夠輔助學生進行更個人化的學習，有助於提升教育品質。然而，AI的應用同時也可能帶來學生篩選的問題，部分學生可能因資源或機會不足，無法獲得公平的教育。面對過去資訊教育因資源不平等而被批評的問題，在AI時代，資源分配不均可能進一步擴大的挑戰，想請問兩位先進，對於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有什麼看法與建議？

周景揚：

現在是網絡時代，理論上偏鄉地區的數位資源不應該再如此匱乏，偏鄉教育應該能通過網絡獲得更大的支持。偏鄉地區數位教育的挑戰往往落在「資源不足」這一問題上，包括硬體設備、人力資源等方面的不足。仍需教育部提出更具體且有效的策略，才能真正縮小數位落差，讓偏鄉學生享有與城市學生相等的學習機會。

以我的個人經驗來說，我曾經住在宜蘭羅東，當時那裡非常偏鄉。來台北念書，才深刻感受到與台北同學之間的教育差距，特別是在英語學科方面，落差尤為明顯。

黃碧端：

我認為偏鄉的問題，正如剛才校長提到的，現在的城鄉差距其實已經不像以往那麼明顯。一方面是因為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由於自動化和網絡技術的運用。尤其是像ChatGPT這類對話式AI的出現，讓線上與線下的教育結合變得更加緊密。這是教育發展中進步最為顯著的部分。

此外，我認為在語言教學方面，這些技術也能幫助克服以往的不足。例如，只要提供好的教材和發音資源，偏鄉學生也能接觸到優質的語言學習環境。以我的經驗來看，早年城裡學生和鄉下學生在發音上的差距非常明顯，特別是我在外文系教書時，這種差距十分容易辨別。

現在有了優秀的技術和程序，只要讓學生接觸到高品質的語言學習資源，無論是跟著模擬真人的發音學習，還是使用其他智能工具，學生的進步潛力都是無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