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社評：經濟學需要爭鳴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美國幾所頂尖大學紮堆(多人聚集)，令人擔心經濟學正在變成一個封閉的精英俱樂部，進而滋生群體思維。

對於市場力量集中化，經濟學家們的標準建議是這種分佈形態效率低下、不公平，應該被打破或受到監管。對此，集中化行業的標準反駁是，它們只是在自己開展的業務上效率超高。

但如果集中化發生在經濟學家們自己身上呢？一項研究記錄了美國幾所頂尖大學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偏高且仍在上升的”集中度：加起來看，這些人職業生涯中有超過一半的時間在八所大學的經濟學系度過。從自然科學到人文學科等其他學科的對應指標卻正相反。

還有其他跡象表明，經濟學正在變成一個封閉的精英俱樂部：為職業晉升“把關”的寥寥幾本期刊，基本上由同一批頂級大學經濟系的經濟學家控制，這些人通過旋轉門進入政策制定崗位的比例也偏高。

這種“卡特爾化”可能與其他領域的集中化有類似的原因，從資訊技術促成的“超級明星”格局，到財務優勢傾向於滾雪球般擴大的趨勢。但它會不會導致資源浪費和劣質產出，就像在其他市場一樣？

經濟學在很多事情上發揮良好作用。在過去一個世紀裡，它極大地提高了政府管理商業週期和遏制失業率上升的能力。它堅持要求邏輯論證和謹慎使用（儘管往往不完美的）資料，從而以其他社會科學做不到的方式讓公共政策負起責任。

然而，對經濟學的批評不絕於耳：未能發現全球金融危機正在醞釀的集體失敗，過於遲緩地對不平等或尋租行為敲響警鐘，過度相信人們會在知情的情況下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行事，經濟學家和公眾對經濟的看法存在巨大脫節。問題是，這些缺陷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機構集中造成的？

肯定有理由認為，狹隘的把關和森嚴的聲望等級制度助長了由自我延續的“神父們”領導的群體思維。畢竟，經濟學本身的模型——從資訊級聯到從眾行為——解釋了少數人的關鍵影響會如何固化較差的結果。當職業激勵和社會壓力讓一小群人集中掌握影響力時，無論是重大的政策失誤還是瑣碎的人身攻擊都不應該讓任何人感到驚訝。

當然，精英機構也有其異見人士：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在貿易和金融自由化上有不同看法；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芝加哥大學）在金融放鬆管制上有不同看法；理查•塞勒（Richard Thaler，芝加哥大學）認為人們的行為並不符合經濟學家的傳統模型。

然而，這些例外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行規：在大量的確鑿證據出現之前，他們的見解在很大程度上被同行不屑一顧。至於更廣泛的分歧——比如宏觀經濟政策上的“鹹水-淡水”分歧——則被嚴格局限在認可的方法論範圍內。

地理主導地位也很重要。即使對非美國經濟學家來說，美國頂級大學的經濟系也是獲得影響力的必由之路，這意味著與之競爭的思想傳統肯定會錯失一些機會。

有人說，成功有很多父母，而失敗卻是孤兒。經濟學界的情況恰恰相反：其缺點是經濟學家所稱的“因果過度決定”——許多因素都可能是罪魁禍首。經濟學集中度降低可能只是意味著失敗更加分散。話雖如此，無論是在商業領域還是在知識生產領域，多元化體系在自我糾正方面更強、更快的原則都值得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