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範英肩負『公與義』

“唯有透過不斷討論的民主程序，才能激發並結合更多力量”。
… … 我們強調分享，一方面呼籲人們重視專業倫理、弱勢權益、資源的落差分配、家庭與社會失序，另一方面則要努力豐富藝術人文的素養，造就自我完成的生涯規劃。

“真正的戰爭，只存在於保守與開明之間，但這卻是文明與進步的必然過程”。
“那和平是什麼？和平就是理性、成熟，不採取激烈的手段以求達到目的”。
因為抱持著這樣的信念，讓余範英從擔任工商時報發行人時即勇於突破、向傳統挑戰，不斷開創新局，為當時的台灣專業財經媒體找到新出路；轉任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後，更全心投入環保運動、民主運動，以及族群和解工作。

擁有多元的國際視野與知識背景的余範英，努力致力於財經媒體專業的經營上，她同時也付出相當心力，投注在兩岸交流、社會公正、關懷河川生態的議題上。

堅持，讓她的腳步，從未稍歇。
高瞻遠矚，綜觀全局

出身文人世家的余範英，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並取得美國史丹福大學理學和企管碩士；直到今日，每天進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閱讀《華爾街日報》以及《經濟學人》，了解日本、美國金融和經濟走向，以及國際財經趨勢，站在世界的高度俯瞰台灣。

1988 年，中時報系創辦人余紀忠在工商時報創刊10周年的慶祝酒會上，宣布成立“時報文教基金會”，針對社會大眾關心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和文化等層面的公共政策進行研討，有效溝通國人觀念、凝聚國人共識，為台灣今後諸多重大政策確立方向，而基金會的執行長就是余範英。

時報文教基金會的成立，成為余範英生命中重要的轉折點，人生又有另番風景，也顯現出她人文與社會關懷的一面。

作為一位財經報導的主持人，余範英一直是高瞻遠矚，綜觀全局，她的實踐方法就是講求“一步一個腳印”，不躁進也不盲從，為工商時報開出新局，她在兩岸關係解凍初始即預見兩岸經貿互動的前景，也很早即以報紙為交流與對話的平台，主辦一系列的研討會與論壇，讓兩岸的學界與財經界得以直接的交換意見。從“大陸經濟改革與台灣經濟發展研討會”、“兩岸智慧財產權管理與科技發展交流研討會”、“台灣當前經濟情勢研討會”到“創新前瞻科技領袖論壇”等，先後曾對兩岸經貿發展的障礙與機會，提出無數洞察與建言，也替國家經貿政策的制定，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促進兩岸精英相互了解上更是重要。

在余紀忠先生過世3周年時，余範英遵循老先生在生命結束前，未完成的心願和想法，以兩岸經貿關係為主題擘劃“余紀忠先生紀念研討會”，參與者都是台海兩岸經貿界一時之選，如中國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吳敬璉、中國國務院發展中心技術經濟研究部部長郭勵宏以及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等。在研討會論文結集出版的書頁中，余範英表達了她對推動兩岸互動的看法：“· · 今天，兩岸關係依然嚴峻、兩岸競合日趨複雜，然台清對大陸經貿依存的逐年提高，如何藉由宏觀調控、加速制度結構的因應與產業分工的互動，是雙方都亟須要思考的課題；又如何擴大合作雙贏的機會，減少摩擦對抗的疑慮，更有待兩岸學界與智庫之間晤面與對話，增加彼此的了解與信賴… … ”這些話正是余範英本人在實踐促使兩岸彼此對話上所依循的基調。

藉由時報文教基金會的平台，余範英啟動了她對公共議題的關注與實踐。有鑒於台灣在經濟起飛後，開始透支社會成本之際，環境污染日漸惡化，政府卻遲遲沒有有效的具體對策，而這個問題意識也讓余範英找到她的施力點。她的關懷基本上分兩軌進行，一個環節是圍繞著公共政策與社會公正，另一個環節則是河川與生態保育。藉由“公共政策研討會”、“社會重建”系列研討會的舉辦，余範英陸續提出關懷社會、拯救環境計畫。

河川生態的關懷

河川保育部分，最基本的理念在於開展人和土地、和大自然的對話；除針對淡水河流域進行調查工作，並邀集環保學者專家參與成立“河川保護小組”，透過專業的調查，推動整治和保護台灣河川，促使政府和民間積極有效維護我們所居住的土地。

此後更是每年針對河川各種問題，諸如因工商業發展造成水質劣化、生態體系遭破壞，連帶導致近海污染，漁業和養殖業生產力受到衝擊等，設定不同主題舉辦河川研討會、公聽會和座談會，整合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意見，並提出具體建言，余範英的基本想法是：“唯有透過不斷討論的民主程序，才能激發並結合更多力量”。

集水區和河川兩岸長久以來的不當開發利用，歷經近年頻繁的地震、颱風天災後，令台灣人頓時嘗到苦果，動輒暴發的土石流和淹水，都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靨，也是台灣在步入新世紀時，所面臨最嚴苛的考驗。

余範英和在她號召下集結的精英智囊，一方面引進國外經驗和政府對話，檢討水利結構和政策的錯誤，著手國土規劃和復育，一方面走入小區進行扎根工作，從倡導“河川與小區”，將保護河川觀念帶入小區，到前往遭九二一大地震摧毀，百廢待舉的和興村，陪伴村民給予他們新生和重新站起來的勇氣。

在探討人與人之間和平的可能時，余範英更將在台灣推動水資源保護的經驗帶往中國大陸，邀集兩岸和國際學者，以及從事實務工作者多次舉辦研討會，通過她的努力，讓當時正致力長江南水北調的大陸，開始注重種植樹木和水土保持；從推動文化、教育到水資源保護等，增進海峽兩岸彼此了解，因為她深信，唯有了解才能發揮力量，攜手創造雙贏局面。

山水河川，在這17年來，一直是余範英心中最深的牽掛，但隨著台灣政黨體制的更換，政經情況愈趨混亂，也促使她思考：當從土地回歸到人和人之間時，台灣的公與義在哪裡？台灣的未來又在哪裡？在1990年於焉而有“邁向公與義社會”座談會的誕生，從“全民政府為台灣打造公與義的社會永續發展”，一直談到“知識經濟時代的教改與資源分配”，參與的專家學者無不傾囊相授，希冀為台灣建構一個美麗新世界。

對“公與義”的執持

時報文教基金會一直致力“公與義”，以發揮民間正道力量，但台灣在總統大選中，因政黨刻意操控，以致族群嚴重撕裂，不但藍與綠嚴重對立，連親朋好友都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反目成仇；“戰爭”，就在你、我和他之間、在心和心之間，隨時可能爆發，令余範英決定採取行動。

她和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簡錫堦合作，仿效族群衝突最激烈的以巴地區，也就是世人所熟知的“世仇”― 以色列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所採用的開放空間概念，促成雙方對話。

讓外省人、本省人坐在一起，從相互認識到了解，讓因“先來後到”而分裂的族群，從對立到握手，在族群議題上，也為受到政治激化成二元對抗的台灣，開放多元的可能性；並將所有過程拍攝成《來自民間的聲音》紀錄片，讓這份感動不斷傳遞出去，也傳遞“和平的珍貴”訊息。

余範英和參與的一群年輕學者的努力，猶如一記警鐘，提醒世人族群和解的關鍵，原來就在心門，只要打開門，手就有可能緊緊握在一起，即使是對統獨立場迥異的人，如能多一份同情心和互諒，也許能找到彼此共同的願景。

余範英對實踐公與義的關懷，從下面這段她本人在2004年出版《面對公與義》 一書時所講的一段話可以作為一個適當的腳注：“…我們強調宏觀，因為台灣正處於全球化、在地化的互補和矛盾中，也正處於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帶來一連串經濟、文化、政治的衝擊環境中；我們強調包容，期盼以溝通、超越，來面臨歷史記憶與族群意識，也期盼提升法治觀念、價值倫理，以重建民主社會的素養，更期盼理清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界限，實踐公民社會的精神；我們強調分享，一方面呼籲人們重視專業倫理、弱勢權益、資源的落差分配、家庭與社會失序，另一方面則要努力豐富藝術人文的素養，造就自我完成的生涯規劃。”同時，時報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面對公與義”座談會，也從“思考未來”一路談到“台灣前途與兩岸未來”，並從根本檢討台灣的租稅以及金融體制改革，下一步更要談“全球化下的發展與分配”。

不論從關注河川山水，到追求公與義，余範英所踏出的每一步，其實都有一貫脈絡可循，也就是“放眼全球、在地扎根”，如此地孜孜不倦，從不稍有懈怠或放慢腳步，其實和她的內心深處潛藏著緊張和不安有關；這樣的緊張和不安，來自於她對國際情勢和亞洲動態的掌握，從此看出台灣所面臨的危機。

台灣，在國際價值變遷下，處境愈來愈困難是毋庸置疑的，不斷消耗歷屆世代累積的成本和儲蓄，“全球化下的發展與分配”，要談的就是從全球化浪潮下的危機，台灣到底該如何應對？從不管是被視為政治實體或組織，到底佔有何種地位談起，其次是，當台灣社會因經濟傾斜，已趨向兩極化的M型社會時，該有何種制度機制與政策論述，第三則進一步落實到公共政策的主張。

後記

 無論是對“發展與分配正義”的檢討，檢討社會資源配置、檢討教育資源和人力培養，以及公民社會扮演的角色，每一個主題，都在突顯余範英所扮演“敲鐘人”的角色，高瞻遠矚，發揮媒體人應有的功能，自始至終，她都是個時時將“公與義”扛在肩膀上、放在心裡面的媒體人，發出引領時代巨輪滾動的“先聲”。

 從工商時報發行人到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余範英和她所帶領的團隊，不但從舊時代超脫，更創造新時代的價值觀；對新舊之間、保守和開明之間引發的戰爭，她下了個批注，“台灣在民主發展的這程中，所做的每一個決定，沒有一步是百分之百錯誤，當然，也沒有一步是完全對的”。

 “台灣因為地方小，就像個實驗場，凡事都可以試試看，但若要以今日去論斷昨日，就要以當時的時空來分辨是非對錯，甚至從世界趨勢下加以檢視”，余範英如此說。

余範英不變的使命感是：結合島上的內聚力，理性面對問題、討論問題，乃至於解決問題，不論是人和人，抑或是人和大自然間，甚至是相隔超過50年的此岸到彼岸，宏觀、包容、分享成為她引領時代最有利的憑藉。
在她身上，讓“和平”有了更不同的面貌。

文：倪炎元(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前中國時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