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2020年GDP數據扔進垃圾箱

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Amsterdam)政治算術學教授丹尼爾•米格於《金融時報》撰文指出，把不同人群在2020年各不相同的遭遇匯總在一起的GDP數據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些數據無助於理解當前困境和規劃未來道路。

既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已成為現實，政策制定者終於可以開始針對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設計對策。但如何評估這種經濟損失？以及從哪裡找到對未來戰略的指引？

對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估算（衡量疫情對國內生產活動的影響），在公開辯論和各國經濟比較中得到了重點關注。然而，這些數據將好消息和壞消息都掩藏在疫情的廢墟之下，使其在為我們的經濟把脈方面毫無用處。

如果我們忽略貿易順差或逆差，一個國家一年內的產出應該反映於該國的消費，以及工人和工廠主的收入——這是他們從事生產所得的報酬，也是其購買和消費的手段。生產、消費和收入——GDP的三個方面——在概念上是相對應的。

在農業等許多行業，很容易追踪產出或銷售下降。但是，當數以百萬計在計算機上工作的員工開始居家辦公後，他們的產出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對於其中一些人來說，新冠疫情使他們無法高效工作，原因包括在家裡輔導子女學習的需要，以及疲勞、焦慮和單調感；而另一些人則感覺終於擺脫了單調乏味的通勤。

這對實際產出造成了怎樣的影響？我們無從得知。然而許多這樣的員工照常領取工資。因此，追踪工資單的GDP核算顯示一種與現實不符的正常狀態。

這種情況在公共部門尤為明顯。學校或醫療機構的價值很難量化。因此，政府會把投入這些機構的資金作為產出的指標——用投入替代產出。新冠疫情意味著教師突然不得不通過網絡攝像頭和聊天室與學生接觸。教師的工作量增加了，而許多學生學到的內容減少了。如何將2020年教育行業的產出與2019年進行比較？

醫療行業的數據則呈現出相反的問題。醫務人員提供無價的服務——往往還冒著健康風險。只追踪運營成本的統計數據會扭曲產出。從疫苗研究，到在商店裡執行社交距離規則的安保人員，巨額資金被支出，但並沒有讓我們的生活與2019年相比有任何改善。這些額外的產品和服務應不應該記入2020年GDP總賬的正面？

當我們對政府的經濟表現進行比較時，情況變得更糟。有關A國在避免經濟損失方面比B國做得好得多的聲稱，會拿出GDP數據作為證據。這樣的結論將是虛假的。一些國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借款狂潮——然而從GDP數據中扣除一次性財政刺激極其困難。公共補貼已將薪酬與產出脫鉤，因此GDP核算的各方面對經濟形勢給出完全不同的描繪。

還要考慮最後一個問題：家庭生產。這項生產活動主要由女性完成，包括照顧孩子和父母，做飯，打掃房屋等。市場生產和非市場生產的份額很少發生變動——但在2020年變動了。餐廳不再提供的晚餐由人們自己在家做飯代替。健身房的會員資格被取消了，但人們購買跑鞋或在YouTube上觀看瑜伽視頻。服務業的「生產」並沒有消失，只是轉移到了家裡。

統計數據捕捉到的「全國性」經濟不振在整個社會中的分佈非常不均衡。隨著商店關門、假期被取消，收入穩定的人群積蓄增加。而其他人群的生計則被新冠疫情摧毀。GDP收縮通常意味著整個社會的集體收縮——但把2020年各不相同的遭遇匯總在一起是沒有意義的。

2020年的GDP數據應該被扔進垃圾箱。它幾乎沒有告訴我們產出了什麼、沒有產出什麼。在可以開始認真制定經濟復甦計劃的當下，它對於理解當前的困境和規劃未來的道路沒有多大指導意義。

那麼，政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應該轉而關注哪些數據呢？答案很簡單。我們應該核算那些我們歸根結底關心的那些事情：吃不飽飯的人們、關門的商店、沒有獲得有意義的學校教育的學生、精神崩潰而無法工作的人、家庭債務和儲蓄、特定行業的商業活動。

在我們應對新冠疫情並決定如何利用公共資源時，這些數據提供比GDP統計數據更有效的指引；GDP數據吸引了人們的精力和注意力，卻不能說明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