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人士的七個認識誤區

全球化並沒有消亡。它甚至可能並未步入末路。但是它確實在發生變化。在此過程中，塑造它的機構——尤其是世界貿易組織(WTO)——也在被迫改變。我們正在邁向一個不同且困難得多的世界。不過，在設定新的航向時，我們需要避免一些錯誤。以下是七大錯誤。

第一個錯誤是只盯著貿易。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莫里斯•奧布斯特費爾德(Maurice Obstfeld)所指出的，當今高度流動的全球資本市場催生了一波又一波金融危機浪潮，卻沒有帶來明顯的好處。這一現實之所以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主要是因為支持資本自由流動的利益集團太強大，同時大部分人搞不懂資本流動所產生的經濟衝擊。

第二個錯誤是認為全球化時代是一場經濟災難。然而在近期的一份簡報中，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的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Irwin)指出，1980年至2019年間，近乎所有國家都顯著受益於全球化：全球不平等程度下降，世界極端貧困人口佔比從1981年的42%降至2018年的僅僅8.6%。我不會為自己一貫支持有如此成果的政策而道歉。

第三個錯誤是認為一些高收入國家（尤其是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主要是貿易開放的結果，或者至少是這種開放的必然後果。證據和邏輯指向相反的方向。的確，這是「燈柱經濟學」的一個極好的例子——將注意力和指責集中在政治上最受關注之處的傾向。指責外國人和訴諸貿易壁壘是容易的。但後者相當於對全體消費者徵稅，以求保護特定行業的從業者。更好的做法是以少一些武斷、多一些公平和效率的方式進行徵稅和收入再分配。

第四個錯誤是，推測更大程度的自給自足可能會以較小代價保護經濟體免受近年供應鏈中斷的影響。1974年，一場礦工罷工曾迫使英國實行3天工作制。對於有過這種經歷的人，上述說法從來都不可信。近期美國嬰兒配方奶粉短缺也是一個例子。提高供應的多樣化程度是合乎邏輯的，儘管它可能代價高昂。投資於庫存也可能是合乎邏輯的，儘管其代價也將十分高昂。但是，這樣一種想法是荒謬的，那就是如果每個國家都能自給自足，我們就能順利度過新冠疫情及其餘波。

第五個錯誤是，認為貿易是一種可選的額外經濟活動。這牽涉到貿易政策中的一個悖論：在貿易方面最為舉足輕重的國家，也是貿易對其最無關緊要的國家。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在理論上能夠實現基本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儘管它也會發現這麼做會有巨大代價。較小的國家依賴貿易，而且越小的國家往往越是依賴貿易：如果沒有貿易，丹麥或瑞士就不可能達到當今的繁榮程度。但是，大國（或者是歐盟這種大型貿易集團）塑造著世界貿易體系，因為它們擁有最大的市場。因此，貿易體系依賴於對貿易最無所謂的國家。較小的國家必須努力抵消這種無所謂態度。

第六個錯誤是假定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快速去全球化的時代。現實是，世界貿易與產出之比仍接近歷史最高水平。但它確實在2007-09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停止攀升。那是不珍惜新機會的結果。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全球貿易自由化基本陷入停滯。有鑒於此，世界到了現在差不多已經利用了能夠利用的貿易機會。但是，正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2020年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所指出的，這是一種損失：參與全球價值鏈的能力一直是經濟發展的引擎。這些機會需要得到更廣泛的傳播，而不是減少傳播。

最後一個錯誤是認為世貿組織是多餘的。相反，作為一整套協定，作為一個全球討論的論壇，它仍然至關重要。所有貿易都涉及不止一個國家的政策（以及政治）。一個國家不可能「奪回」對貿易的控制權，它只能決定自己一方的政策。但是，如果企業要制定計劃，它需要雙方都拿出可預測的政策。企業越是依賴貿易，這種可預測性就越重要。

這是達成和維護國際協定的基本理由。如果沒有它們，近年的貿易倒退肯定會更嚴重。世貿組織對於確保區域或諸邊協議落在一套約定原則的框架內也是必要的。它尤其是一個討論與貿易密切相關的議題（比如數位經濟、氣候或生物圈）的適當場合。一些人似乎認為，只有把中國拒之門外才有可能進行這樣的討論。然而對很多國家而言，中國太重要了，所以那是不可能的。

正如世貿組織總幹事恩戈齊•奧孔喬-伊維拉(Ngozi Okonjo-Iweala)今年4月所言，新競爭對手的影響、各國內部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全球金融危機、疫情以及當前的烏克蘭戰爭，「已導致許多人得出結論認為，全球貿易和多邊主義——世貿組織的兩大支柱——在更大程度上是威脅，而不是機遇。他們認為我們應該退守本國，儘可能自行生產，自行推動增長。」這將是一種悲劇性的愚蠢行為：試想一下，在逆轉過去幾十年大部分貿易一體化的過程中，經濟將會受到多大的損害？

然而，我們這個時代的混亂——尤其是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大國衝突抬頭——使全球貿易的未來受到質疑。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重塑貿易和貿易政策呢？這將是我下周文章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