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那段歲月的浪漫情懷之七:集體行為的超穩定結構

作為臺灣人還有一點必須要關心的,我在臺大心理系有一些以前一起做實驗、認知的同仁,都是很熟的學生或是同事;兩、三年前他們說臺灣最重要一個問題是「集體的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我們應該把它們引進來實驗室,譬如說引入「捐款的行為」進行實驗,看同理心是怎麼發揮,如此一來對於破除集體行為也有幫助,對研究也有幫助。臺灣最需要研究、而且對社會有幫助的,就是國內那些超穩定結構的信念系統,像擁核跟反核,以及統、獨的信念。

心理學家有沒有辦法藉由研究提出決定性的解決方案?這裡舉擁核跟反核的例子來說,臺大經濟系曾經了解並調查臺電貢寮區核四廠所進行的一個計畫,以一年的時間對民眾進行溝通,但是溝通之前,先明確地知道受試者是擁核人士還是反核人士,再針對他的理念提供訊息,內容包括有:核電廠的風險、回饋金、基金等等。一年後重新測試,結果擁核人士還是擁核,反核人士還是反核,一個都沒有漏掉。重點在於「一個都沒有漏掉」,這是怎麼回事?受試者的思想被什麼東西控制住了嗎?魔咒,這或許是一道魔咒吧!

再談到統獨論戰方面,臺灣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很強烈的「與中國統一」或者「臺灣獨立」的立場,其實社會裡有一群中間人,還沒有確定要走往哪一個方向。但是,如果我們針對已經確定的、統獨兩邊支持者,進行類似核四廠的實驗,可能跟擁核、反核的案例差不多,縱使百般遊說,過個兩年、五年再問受試者,「你支持統一還是獨立?」結果仍然會是一樣的結局。

集體行為的超穩定結構真的是讓臺灣痛苦不堪的東西,裡面牽涉到理性跟感性的互動。什麼樣的東西最容易超穩定?就是涉及公平正義的、弱勢關懷的議題很穩定。為什麼這麼穩定?因為它是情緒面的問題,與公平正義有關的,基本上都是情緒性,而不是理性的東西。所以,以前環境經濟學就說:「假如你要講效率,請經濟學家上台;假如你現在要講公平正義,請經濟學家下台、換別人上去。」意思就是在說明,當你想理性計算的時候牽涉到的是效率,當你講公平正義的時候則牽涉到情緒層面、價值層面的東西,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解決的事件。所以針對臺灣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我們應該探討更深層的理性跟感性互動的問題,我們能夠提供什麼樣的心理學基礎?神經生物學的基礎?我這一群心理系的朋友,他們也都覺得這是心理學家應該要協助投入的方向。雖然這樣的問題最後都要靠政治家來處理,但是做為一位研究人員、一位大學教授,縱使不能協助解決,也應該要在這些議題裡提供研究資料,可以給予相關領域人員當作判斷、參考的依據。

歷史不能遺忘

我們從九二一地震、八八水災、核能論戰、統獨論戰裡學到什麼呢?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經提出一個「魔咒」,他說「經驗跟歷史教導我們,人跟政府從來沒有從歷史學到任何東西,或者是以歷史推導出的原則行動」;英國諷刺劇作家蕭伯納也認同黑格爾的說法,但他又踹一腳、進一步闡述「我們從歷史學到的就是──人永遠沒辦法從歷史學到任何東西」。黑格爾的理論比較婉轉,至少在外面稍微繞一下;蕭伯納的說法卻更加直接,因為他是很會寫諷刺文章的劇作家。

基本上臺大是以浪漫精神為教育方針,所以我們不太願意相信「黑格爾魔咒」,而是相信「歷史永遠不會放棄不想遺忘的人」。人類之所以沒有辦法從歷史獲得教訓,是因為我們經常遺忘,華格納歌劇《諸神的黃昏》中,屠龍的英雄喝下忘情水、背叛了妻子,最後不只自己失去生命,諸神也因此走向黃昏,「遺忘」就是整齣悲劇的關鍵點;羅馬史詩裡尤利西斯(Ulysses)打完特洛伊戰爭回鄉時,沿途遇到很多「忘情水」的誘惑,但他堅決抗拒,終於回到故里。我想分享的的意思在於,只要你不遺忘,那歷史就不會把你遺忘,而我們就能從這裡獲得教訓。

黃榮村

中華民國心理學家,彰化縣員林市人,現任考試院院長,曾任教育部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曾赴哈佛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UCLA、聖路易大學等處擔任訪問學者及客座教授,歷任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系主任,與台大第一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學術專長為人類知覺、認知科學及決策與選擇行為。以自由派學者身份聞名,主張捍衛學術自由,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末年多度對干預學術自由的事件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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