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那段歲月的浪漫情懷之四:解開人類行為的密碼

浪漫的求知者不會漏掉向諾貝爾獎得主學習,我當然也沒錯過,歷年與心理學相關的得主我都做成了名單如下:

1904

Ivan Pavlov

古典制約

1961

von Békésy

耳蝸力學

1962

F. Crick

< 人類意識 >

1963

John Eccles

< 心物關係 >

1972

Gerald Edelman

< 人類意識 >

1973

Von Frisch ,

Lorenz ,

與 Tinbergen

動物行為

1978

Herbert Simon

有界理性/人類認知

1981

Roger Sperry

David Hubel

T. N. Wiesel

視覺

2000

Eric Kandel

記憶之分子基礎

2002

Daniel Kahneman

Vernon Smith

判斷與決策行為

我有一位臺大動物系的朋友,她到國外後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每天都過得很快樂,天天都跟諾貝爾獎的得主見面──她講的是唸書,讀的書都是諾貝爾得主系列,或者是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作品,所以一直感覺到自己彷彿跟諾貝爾獎在一起,我覺得這種浪漫的態度相當可取。由於諾貝爾獎具有相當的崇高性,因此學生一聽到諾貝爾獎就心生嚮往愛唸書,以前我兒子跟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握過手,他說握手的感覺不同於和一般人,這個就是浪漫。還有一陣子他效法理查‧費曼(Richard Feynman)拍鼓,因為崇敬,所以希望藉由模仿偶像的行為來瞭解對方。能夠得到諾貝爾獎的都是學術成就非凡的學者,都是可以浪漫、效法的對象,學子們應該要特別注意。

因為浪漫,所以從事心理學研究的人開始思考:決定一個人行為的最根本 因素是什麼?想要找到心理與行為的最小決定單位。表面上看起來是科學研究,其實也是來自浪漫。以基因為例,在我的學生時代,行為遺傳學已經在研究人類智能的遺傳性,與環境因素的影響性。我們現在知道人類的基因應該是在兩萬五千個左右,一般認為心理疾病大約都可以找到相關的基因,至於人類的行為,一個秉持浪漫精神的人,通常也會自然地聯想到基因。

基因是生物體上最直覺,也是最基本的單位。當時大家在想或許行為也有基因的基礎,但是人類的心智假如有基因基礎,說不定是透過多基因表現,而不是單一基因或者少數幾個基因。我們知道有幾項疾病確實是由少數基因決定,但行為如果是多基因的話,現在的技術可能找不出來。還有一種人類的心智,比如說一個人認真、一個人懶惰,或者說一個人善良,一個人愛算計,試想看這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很多可能都是後天的性狀。後天性狀會不會遺傳給下一代,這也是克里克(Francis Crick)很重要的貢獻之一,叫做中央法則(central dogma),意思說DNA會驅動RNA,RNA會驅動去製作胺基酸(amino acid),然後製作蛋白質(protein);反之則不然,除了非常少數的例外,比如說AIDS的反轉錄病毒(retrovirus),它的RNA被反轉錄到DNA上去。還有一種學術界還不太確定,上次諾貝爾獎頒了一個給發現prion的人,[J1] 他認為prion是可以遺傳的,但是按照中央法則來檢視的話可能還是有問題,所以有點爭議,有人認為prion是一種蛋白質,應該是回不去影響DNA的。現在一般都接受中央法則的講法,一個人認真、懶惰都是被蛋白質決定的,認真與否可能是後天的性狀,所以認真的父親可能生出懶惰的兒子,懶惰的父親可能生出認真的兒子,因為後代依據前人的經驗調整自己的作為。以前遺傳學有一個趨中律,聰明父母生的小孩智商較父母遜色一點,比較笨的父母生出來的小孩卻會聰明一點,才讓人間有了公平正義。這是我的解釋,其實這可能是一個天花板效應,因為他已經夠聰明了,也無法更加出色了。這中間有兩個因素:一個是多基因,一個可能是蛋白質的表現沒辦法遺傳給下一代。

我以前在政大辦的一個高等教育論壇中,負責主持聖嚴師父跟單國璽樞機主教的對談,我代表大家向他們問一個問題。我問說:「假如今天有一群你信得過的科學家,來跟你說基因移植技術已經成熟,想複製一個你,做好的示範,繼續領導下一代的人,你願不願意?」結果他們兩個都說不,他們說:「你做出一個人出來,可能跟我很像,但是絕對不會是我,我腦袋裡面想的他不會這樣想,我每天苦修他不會跟我苦修,我想替人類做一些事情,他不一定會這樣做啊。」就是遵循中央法則的講法,認為後天修養出來的東西,沒辦法轉錄到細胞裡面的染色體、DNA、基因上面。

現在基因學對於人類行為的基因位置還未有定論,像是精神分裂可能的基因位置眾說紛云,所以諾貝爾獎得主沒有一個是研究心理疾病的學者。很多心理系研究者目標在於幫助受傷的心靈,或者病態的心理疾病,不過這些項目都不在諾貝爾獎範圍內,即使心理學領域的人都很聰明,但這個題目本身非常困難,希望臺大年輕的一代能打破現狀。

其他像是研究躁鬱症、暴力犯罪、同性戀的基因位置,很多這類的問題,到最後說不定連拿筷子、上教堂都有基因,說把上教堂人的細胞染色體,拿來跟沒有上教堂的一比,總是可以比出一些不一樣的地方,也說不定研究拿筷子的人的基因,發現都是東方人,所以東方人有一個──筷子基因!最後最好玩的是,「自由意志有沒有基因?」假如你認為所有的行為都要有基因,如此一來人的自由意志應該也有基因?只是一旦承認自由意志有基因的時候,就違背了自由意志的基本定義。因為自由意志本來就不應該是命定的,而基因卻是命定的,所以這個不必做實驗,就可以知道是一個「詭論」。

我們的判斷是,人類智能可能是多基因的,未來技術成熟後總會有找到的一天,至於後天性狀,假如你認為中央法則是正確的,大概你也能找到後天解釋的基礎。用這種觀念去看心理跟行為背後的基礎,我覺得是很合理的一個做法。為了找出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從基因、神經元、神經系統、大腦都有人在研究,譬如說克里克他就做神經系統,提出一個叫作40Hz共振的跨腦區協同運作機制[J2] 來解釋人類的意識等等。


[J1]芸:聽不懂,找不到

[J2]芸:找不到正確詞。

黃榮村

中華民國心理學家,彰化縣員林市人,現任考試院院長,曾任教育部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曾赴哈佛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UCLA、聖路易大學等處擔任訪問學者及客座教授,歷任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系主任,與台大第一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學術專長為人類知覺、認知科學及決策與選擇行為。以自由派學者身份聞名,主張捍衛學術自由,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末年多度對干預學術自由的事件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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