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道德要關注「受苦」？關於「道德進步」的一項補充
發表在《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1期（2012年6月），頁207-213。
為甚麼道德要關注「受苦」？關於「道德進步」的一項補充
Why Should Morality Care About Suffering? A Further Comment on ‘Moral Progress’
錢永祥
「道德進步」是一個牽涉深廣的議題，它不僅關係到我們對於歷史、社會、人性的理解，關係到人類道德意識的演變，並且由於其起源、發展與歷史作用十分複雜，更是思想史本身的一個難有定論的懸案。不過在當代，「道德」與「進步」均屬於古僻字眼，罕見討論。平克新書《人性中的善良天使》[1]的出版，以「暴力之減少」為「進步」的標準，企圖展示這個意義下的道德進步乃是人類五千年以來的歷史趨勢，結果讓這個沈寂了許久的議題再度受到注意。在這本書的啟發之下，我藉著書評的形式，在《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0期略談為甚麼「道德進步」值得進一步關注。[2]書評發表之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組織了一次座談，邀請幾位學界同道檢討這個議題的多個面向。他們的觀點與意見，將在本期刊物發表，讀者可以閱讀參考。以下則是筆者在座談會上發言的主要內容。
重讀筆者前一期的書評，除了發現種種不足之外，也發現文中涉及的一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思索與闡發，那就是「道德」與「受苦」這兩件事之間的關係。在我的理解中，二者之間關係的建立，正是一個「道德意識」轉變的明確而生動的例子；換言之，在某些道德意識的架構中，道德並不很關心受苦這件事；道德關注受苦，乃是道德意識變化的結果。這個轉變的意義，似乎需要再加以鋪陳。
平克全書有一個核心論點謂：暴力的減少，乃是「關於人類歷史最重要的一件事」，代表著道德進步。在書評的第五節，我曾這樣發揮這個論點：
「暴力的減少」之所以構成「關於人類歷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因為我們開始看重暴力所製造的痛苦，並且認為其消除具有很高甚至於絕對的必要。減少暴力、減少痛苦，不只是一個客觀的歷史趨勢，而且在人們的道德意識之中緩緩取得了愈來愈核心的地位，人們認為減少暴力與痛苦是對的、好的、很重要的。平克在書裡顯示，這種態度與情感在歷史上並非古已有之，而是很近代（十八世紀）才浮現的新現象。
在這裡，我訴諸「道德意識的改變」，是因為我希望追問一個平克並沒有正面處理的問題，卻也是道德哲學必須追問的一個問題：為甚麼暴力的減少構成了「道德進步」？那豈不是因為，在人們的道德意識中，減少暴力（以及相應的減少受苦）乃是道德所關注的一個核心價值嗎？那麼，道德意識的這種核心價值有甚麼蘊涵，這種核心價值對道德意識的內容造成了甚麼改變，顯然是值得我們去挖掘的。
為了找到合適的字眼描述這種「道德意識」，我借用了泰勒分析「現代人的道德世界」時的某些說法。在他針對我們與他人關係這一道德軸線[3]的描述中，他指出現代人的道德思考1. 肯定了個人的自由、自主、自我發展，2. 強調減輕苦難與增加福祉的重大意義，也3. 突出「日常生活」才是道德生活的核心。針對我們的問題（為甚麼暴力的減少構成了道德進步），我發展泰勒的想法，強調若是想指認「減少痛苦」確能構成道德進步的理由，則我們的道德意識必需包含兩項變化：「道德的平等化」與「道德的日常化」。[4]我的考慮是，減少暴力與苦痛之所以構成道德進步，需要我們先設定道德的核心關懷並不是彼岸世界、不是修齊治平、不是美好人生，而是在於日常生活中的苦痛之存在與其舒緩減輕。這種關懷表現在現代人道德思考所依據的原則上，即確實肯定了平等、肯定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利害得失的道德意義。泰勒的「減少受苦」，明顯屬於日常生活中的苦痛，需要與「肯定日常生活」放在一起理解。[5]
但是為甚麼日常的（或說平凡的）苦痛之減少具有這麼高的道德優先性？在一般意義上，苦痛當然是負面的價值；這是平克的基本假定，也是啟蒙運動主流與效益主義傳統不證自明的前提，更是一般人的常識。但是苦痛與道德之間的相關性似乎仍然需要說明。我們知道，某些道德哲學家例如斯多亞學派、在一般理解之下的康德、以及以尼采為代表的菁英（英雄）倫理學，便不見得會認為受苦與道德有很直接的關係，其舒緩減少也並沒有明顯的道德意義。而一向居道德哲學主流的至善論（包括儒家在內）、本務論、或者各類強調彼岸救贖的宗教倫理，多數都不很在意日常的平凡苦痛，更不會強調其道德意義。[6]受苦當然不好；但是若要說明受苦在道德意義上也是不好的，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的工作。
在此，我不準備正面探討這個問題。不過由於「受苦」這件事帶有幾個面向，因此以「受苦」為焦點的道德意識，也會顯示幾個特色，可以更鮮明地凸顯我們道德意識的變化。我想對這幾個面向稍做探討。
首先，用「受苦」作為道德考量的焦點，最能夠帶出「道德觀點」(the moral point of view)的普遍性格，也最能夠表現道德這件事的平等要求。辛格曾經論證謂，受苦的可能性（他稱為「感知苦痛的能力」）乃是一個東西是否具有「利益」可言的前提。而道德考量，在最基本的層次上，乃是以利益為門檻的：一個東西如果沒有利益可言，即不屬於道德關注的對象。[7]在這個意義上，道德所考量的利益，顯然涵蓋很廣，具有最大的適用範圍（範圍之外的事物沒有「受苦」可言），最不會因為階級、性別、宗教、種族、能力、物種或者其他區分而受到侷限。道德考量範圍的逐漸擴大，與道德意識以「受苦」這件事作為道德考量的焦點，是有內在的邏輯關係的。
其次，關注於受苦的道德思考，跟一般著眼於「道德成就」（廣義的修身成德）的道德思路不同，涉及了「應得」與「追究責任」的問題。相當一部份的受苦情況，確實可以追問當事人是不是無辜的；更有一部份情況，是可以追究責任的。受苦牽涉到了「應得」與否，以及責任的歸屬，也就是需要一套規範倫理學來幫我們判斷這些問題。
無庸贅言，在很多情況裡，受苦並不代表受苦者受到了傷害。例如醫生對病人往往會造成苦痛，但這種醫療行為當然不構成傷害，反而是有利於受苦者的。此外，苦痛不一定能有人負責。即使在造成了嚴重傷害的受苦情況裡，有時候「無辜」、「應得」的問題卻完全無法提出，例如天災地變的受害者所承受的苦痛雖然很嚴重，但是「無辜」、「應得」的概念完全不適用，責任也只間接地適用於承擔事前的預防與事後的補救責任的人（例如政府），直接肇因者（自然界）本身無所謂責任。
但撇開這些情況不論，受苦往往涉及當事者的是否應得、以及他人是否有責任，追問這些問題，為道德意識提供了權利、責任、以及正義的概念，這些都促使道德思考超出了成聖成賢的至善論架構，追求某種獨立於美好人生概念的規範理論。現代社會的公共倫理，基礎似乎只能在此求。
第三，也是我覺得很值得深入探討的一個面向，就是「受苦」這個事實展現了受苦者「會受到傷害」(vulnerability)這個性格──畢竟，「受苦」與「會受到傷害」原本即是延續的同一件事。一旦道德意識以受苦為焦點，一切受苦者共通的脆弱性質、特色也會跟著進入我們的道德意識。受苦的可能性，奠立在一件明顯的事實上：一切有生之物（包括所有的人類與動物）都是脆弱無助、能力有限、隨時會受到傷害的。生物性與動物性凝聚在肉體之上，完全體現了這種脆弱無助、逃不開傷害的處境；「動情」則是在感情上脆弱與「會受到傷害」的證明。（也許只有基督教與佛教的神才能自外於這種命運；不過他們也有憐憫心，這種牽掛勢必會導致受傷。）這個事實極為明顯無可爭議，如果道德思考沒有考慮到它，反而令人覺得意外。可是很多道德理論，所想像的（人類）道德主體，卻正好忽視、鄙視、或者試圖克服、擺脫這種與生俱來的生物的、動物的身體因素，寄道德希望於理性、意志、信仰的獻身、養浩然之氣、勇敢堅毅的性格、權力意志（超人）、聖人等等。它們假定，克服人間混亂無理的情緒與欲求，才能躲開苦痛的侵襲與騷擾。但是這種主觀的努力，正好不願意設想，一個生命，既然必然受制於殘疾、病痛、老化，既然生理的需求注定不能一勞永逸地滿足，既然身體的各項功能經常退化、失調、敗壞，既然各種欲求與情緒的騷擾不斷，既然情感的波動有如海上波濤、有如風中的樹枝一般無法靜止：這樣的生命，從道德角度來看應該是甚麼面貌？這些道德理論認為「道德」旨在幫助人進入一種獨立、掌握了己身意志、不為情欲、身體與外在命運所左右的自主狀態；進入這種狀態，是道德所要求的義務，也是一項道德意義上的成就。但若生命的真相反而接近上面的簡單描繪，道德理論該如何把這些真相納入考量呢？其內容應該包含著甚麼樣的關懷與要求呢？
這樣看來，一些道德理論，由於寄希望於道德聖人、道德能人、道德強人，忘記了「具體生命本身原是脆弱而本質上就隨時會受傷害的」，結果忽略了無處不在的人間苦痛，貶抑了苦痛的道德意義，阻礙了同情憐憫之情的發展，甚至於由於苦痛反映著受苦者的脆弱無助，會發展出各種對於受苦者的鄙視。更進一步，由於多數的苦痛來自生物性、動物性所帶來的制約，這些生命的基本狀態經由文化成見的建構，往往表現在膚色、性別、性傾向、尤其是年齡等範疇的某些特色上，會演變成嚴重的歧視與壓迫。相對於此，另外一些人，著迷於上述居然擺脫了生物性、動物性的道德主體，取為理想的自我形象，以為自己真是擺脫了「本質」侷限的絕對自由人，則產生了各種菁英意識，甚至於演變成種族、性別、文化上的優越感。最後，暴力、殘虐的存在與瀰漫，也無法成為道德思考的焦點。[8]
因此，正視「受苦」這件無所不在的事實，對於道德理論的啟發、對於道德實踐的警惕，都是可觀的。但是我想再做一點延伸：設想人在受苦，其實同時也就是在設想她（他、牠）是血肉之軀，受制於血肉的一切需求，也受制於血肉所帶來的軟弱、自私、恐懼、活下去的欲望以及因此必須從事的各種求活的策略。她的眼界有限、能力有限、德性更有限，因此他的策略也難免短視拙劣、捉襟見肘，卻又自以為要比維繫了恐龍存活一億三千多萬年的策略更高明。想到人的如此有限甚至於猥瑣、卑微、窘迫的處境，我們對於人的道德品質與可能的道德成就，也要有較為踏實的要求與期待。因此，對於人們（包括自己）的道德失察、失誤、與失敗，在譴責之外，也應該一本人性乃是軟弱、有限的認知，給予同情的理解。這樣說並不表示放棄是非對錯之辨，而是在辨明是非對錯之時，在譴責與懲罰之際，要躲開道德制高點的絕對觀點、要克制道德優越感會帶來的清洗人間壞人壞事的燔祭怒火（其實是快感），不可以把「失敗」、「犯錯」看成「罪惡」除之後快。也因此，道德的思考與追求，務必要避開暴力與殘虐的手段。
這可能是我們認識到減少暴力、減少痛苦的重要性之後，可以發展的新思考。回到平克的書，我們會發現，從他所提供的豐富歷史材料來看，人類的殘酷與暴行，固然往往來自求生存、想佔有、出自各種欲望、貪婪、自私等等「平庸」的動機。可是那些造成浩劫，最令後人震驚、不敢正視、也最難找到理由來辯解的暴行與殘酷，往往來自道德意識所發動的征伐與清洗。有鑑於此，把減少暴力、減少痛苦放在道德意識的核心，當然是很有意義的。
[1] 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 Viking Adult, 2011).
[2] 〈道德進步：一本書與一種歷史觀：反思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0期(2012), 頁203-217。
[3] 泰勒舉出三個「軸線」：對他人的尊重、對於美好人生的理解、以及個人的尊嚴；這些，都是廣義的道德思考所關切的議題，可是到了近代，「道德」一詞似乎被侷限在第一條軸線。在該書中，泰勒在幾處針對第一條軸線作了比較詳細的說明。不過細心的讀者會發現，他的前後幾次說明並不清楚一貫。見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多處。
[4] 這裡的一個假定是，此前的道德意識所包含的道德觀，並不主張平等，關懷所在也不是日常生活。
[5] 泰勒所理解的「日常生活」特指「生產（勞動）與再生產（家庭與繁衍）」的領域，與減少痛苦並無關係。
[6] 這些學派，的確認為在某些情況之下──例如幫助人們完成修煉，確證信仰，確證「選民」或者得救的地位，擺脫動物性、女性文化因素的污染──苦痛具有正面、積極、不可輕忽的價值。孟子給「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所施加的條件；肉體痛苦帶給宗教苦修者的狂喜出神狀態（參見威廉詹姆士的《宗教經驗之種種》相關章節）；Ernst Jünger, On Pain (New York: Telos Press, 2008)一書對於痛苦的歌頌，都是很清楚的例證。
[7] Peter Singer, Practic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s. 1 & 2。
[8] 這些議題，請參考Martha C. Nussbaum,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15-27, 342-350。筆者受到這些章節很大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