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思想資源與西方理論

我個人相當留意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但是我也常想到,所謂西方,往往是指近代的西歐、北美,所謂西方的社會科學概念,往往是從這些地區的經驗所發展出來的理論,本身有相當的侷限性,同時也了解到,藉由對本土的深入研究,可以提出對西方主流社會科學產生具有重大意義的挑戰。

已故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1931-2001)在其〈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應躋身世界主流〉[1] 一文中,便提出這樣的看法。最常被引來支持這一個看法的,是美國漢學家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早年在他的一本小書中提出的,在古代中國的存有是呈連續狀態,但是在西方文明中則是呈現斷裂的狀態。[2]

這一類以非西歐、北美經驗的研究,來挑戰或改寫西方主流社會科學的例子相當不少。譬如有人對地中海地區patronage的研究,便質疑議會民主與官僚體系是否可以被視為一種普遍的政治模式,其他的系統也有它自己的邏輯,而且這些系統並不能被輕率地當成是一種尚未發展完成的「前政治組織」或是一種腐化的現象。又如有人對俄國農民家庭及東歐貴族之研究,也質疑古典經濟學中所謂「追求最大邊際效益」的原則是否適用。俄國的Alexander V. Chayanov(1888-1937)就認為邊際效益對農民家庭而言是不適用的。Witold Kula(1916-1988)對波蘭農民的研究也發現,當物價上升時貴族便決定少生產一些燕麥,當物價下降時便多生產一些燕麥,他們並不在乎古典經濟學所說的追求最大利益。[3]

從上面的例子看來,人們應該精細地研究本土的案例,並批判性地看待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應該留意華人人文及社會現象的獨特性,很深入細緻地探索與區辨,拉到一定的高度進行概念化,並試著提出有別於西方的理論建構。

台灣的學術界相當早便受到西方學術的洗禮,努力以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來解釋本地的學術材料。到了一九七○年代出現了「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呼聲,提倡最力的是楊國樞先生。他在1969年獲得博士學位後,指出西方心理學理論、概念、量表……等,與華人的心理現象扞格不入,而提出華人本土心理學。

我常常想,為何近代的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大量學科的文獻中,幾乎看不到一個中國傳統人物的名字?早期引介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概念的學者們,傳統的資源是否真正進入他們的實際研究中,並形成一個適當的對話,而不只是簡單的比附?這就牽涉到近代思想史的問題,即傳統的思想資源是如何中斷的?新的體系又是如何成立的?新學術體系成立時,是不是掩蓋了許多豐富、複雜,有別於西方的理論內涵?

十年前我參加了一個小的座談會,與會的朋友提出希望回到近代西方學術概念與辭彙進入中國之前的狀態。我個人則認為,已經出生的孩子塞不回子宮。不過我們應該有一種自覺:自覺到近代學術發展中曾經經歷過一種無所不在的西方建構,自覺到從本土的經驗與學術研究可能提出獨特而有意義的理論建構。


[1] 張光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應躋身世界主流〉,《亞洲週刊》,1994年7月10日。

[2] 見他的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 (New York: A. A. Knopf, 1971) 一書。

[3] 以上見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7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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